我認定革命主力的三個群眾，是工人、農民和兵士。我已把工人運動說過了，現在說農民運動。
中國的經濟基礎，大家都知道差不多完全是農業，那麽，中國農民應該至少要占全國人三分之二，不須統計，我們可毫不猶豫的斷定了。這樣一個占全人口絕對大多數的農民群眾，在革命運動中不是一個不可輕侮的偉大勢力嗎？是我們青年革命家所可忽視的嗎？
固然農民的思想保守，不如工人之激進；農民的住處散漫，不如工人之集中，在理論上講，農民革命似乎希望很少；但是我們如從實際上看，中國農民在這樣軍閥征徭，外資榨取，兵匪擾亂，天災流行，痞紳魚肉種種惡劣環境的當中，生活的困苦，家庭的流離，何時何地不是逼迫他們走上革命的道路，所以我們敢於斷定中國農民有革命的可能。
俄國的革命，列寧等得農民的幫助不小；土耳其的革命，基瑪爾等得農民的幫助不小。這些為我們眼麵前的事實，都可以證明我們的相信和斷定沒有絲毫的錯誤。
就是中國向來帶兵的，都願意招募鄉間的農民為兵。他們以為隻有農民的心地純潔，性質誠摯，耐勞不偷懶，勇敢不怕死，比口岸上的無業流氓，靠得住得多。曾國藩從練鄉團到平洪楊止，和他同輩幕僚說起，必殷殷以募農為兵可靠為囑。現在高明一點的軍閥，如馮玉祥等，亦頗知此義，極其重視這一點。他們這利用農民為他們掙紮高官厚祿的工具，固然是慘無人道，違背公理，但是農民潛藏革命性和有種種特長，已是給他們證明無餘了。我們為什麽讓農民給軍閥召募去當炮灰？為什麽不喚醒農民為國民自身利益的革命而奮鬥？即此一端，可證我們要做農民運動是刻不容緩的事了。
況且中國農民年來因為上文所述的種種環境的逼迫，發生了不少的抗稅罷租的運動。如前年浙江蕭山的農民，去年江西萍鄉的農民，和最近江西馬家村的農民，青島鹽田的農民，廣東海豐的農民，湖南衡山的農民，都曾“揭竿而起，挺身而鬥，痛快淋漓的把他們潛在的革命性傾泄出來”。他們不僅是敢於反抗，並且進一步而有農會的成立，把散漫的群眾都集中在一個組織與指揮之下。這樣的知能與勇氣，恐怕進步的工人也不能“專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