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鼐日記》摘抄
編者按：
1956年，經國務院批準第一次有計劃地發掘中國古代帝陵——北京明十三陵中的定陵，於5月19日開工，這是我國考古學史上的一件大事。明定陵，當年在夏鼐先生的主持下成功地進行發掘，後又在夏鼐先生的督促下編寫發掘報告。夏鼐為此嘔心瀝血，殫精竭慮，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夏鼐日記》詳細記載了他屢次忍受病痛親臨現場指導定陵發掘，以及發掘結束後擱置二十年方才編寫報告的情況。
人所共知，當年夏鼐與鄭振鐸一起，對吳晗倡議發掘明陵，原本都持反對態度。《夏鼐日記》，對此未做明確的記述。不過，他在《我所知道的史學家吳晗同誌》（《社會科學戰線》1980年2期，又見《夏鼐文集》下卷）一文中提到：“鄭振鐸同誌反對這件事，以為當時考古工作很忙，這些不急之務可以暫緩。我還替鄭同誌做說客，知道吳晗同誌是此一舉的發起人，親自勸說他不要急於搞這項發掘工作。”該文還提到，自己除1950年7月剛到考古所任職時，“乘間到清華園訪友”，曾與當時仍住在清華的吳晗匆促會晤外，“始終沒有去過他的副市長‘官邸’，隻在公共場合或會議上曾幾度見麵”。據此推斷，夏鼐很可能是在1956年3月28日和4月13日的兩次開會時，或其他未見記載的場合，勸說吳晗不要急於搞明陵發掘。
日記沒有記載定陵發掘領導小組和發掘隊的組成情況，但確切地表明：發掘是在夏鼐本人的直接領導和實際主持下進行的。掌握發掘工地全盤的北京市文物組主任朱欣陶，與夏鼐經常保持聯係。業務骨幹趙其昌和白萬玉，則不時向夏鼐請示發掘工作的具體事宜。夏鼐對趙其昌甚為倚重，兩年多的發掘期間個別商談二十餘次。定陵的發掘記錄出自趙其昌之手，發掘簡報由趙其昌執筆撰寫，均經夏鼐審閱。發掘報告則由趙其昌和考古所王岩共同執筆，夏鼐逝世前尚未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