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遺址考古初戰告捷，省、縣文物、文化部門的各方領導都感到非常滿意。鑒於三星堆所展現出的豐厚的文化遺存與廣闊的考古前景，四川省文管會與省博物館領導共同研究決定，派參加這次發掘的考古隊員到北京，向有關方麵反映情況，為下一步更大規模地發掘和有效地保護三星堆遺址，爭取在財力、政策等各方麵能給予大力支持。
1981年6月1日，三星堆考古發掘隊隊員莫洪貴、陳德安、陳顯丹、敖天照等在主持人王有鵬的帶領下，攜成都空軍直升機航拍的現場資料以及發掘出土的各類石器、陶器等照片與文字資料，乘火車來到北京，分別向國家文物局、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領導做了匯報。在向國家文物局文物處處長黃景略的匯報中，王有鵬提出希望國家能夠對三星堆遺址的發掘給予立項，並提供經費支持。黃景略聽完匯報後，開始並沒有過分看重，認為三星堆遺址仍屬於一處普通商周文化性質的遺址。在他的心目中，新中國成立後的一段時間，特別是整個中國西南部作為一個大區時，四川考古界可謂豪傑並起，人才濟濟，事業幹得異常紅火。但自1953年大區撤銷之後，由於體製等各方麵的原因，豪傑萎靡，人才紛紛外流，剛剛興起的考古事業由盛轉衰。到了20世紀六七十年代，以博物館為主流的四川考古界，除搞了幾次小型的調查與發掘外，基本沒有什麽大的動靜。與此相反的是，在以中原為中心的黃河流域，或者江淮流域的中下遊地區，文物考古事業卻蒸蒸日上，發展迅猛，不斷有轟動世界的重大成果問世。如長沙馬王堆漢墓、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湖北隨縣擂鼓墩曾侯乙墓的發現與發掘等等，皆成中外矚目舉世震動之勢。在這種格局與情形的影響下，黃景略對這一遺址的價值與重要性，在思想上沒有足夠地重視，直到他看完所有的發掘資料，才以一個考古學家的學識與眼光，意識到這一文化遺址所具有的內在價值與巨大潛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