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有了如此重大的考古發現，就要開動一切可能的宣傳輿論機器，不失時機地把聲勢造大造熱。當然，一切輿論機器的旋轉，必須以發掘史實與學術研究成果為軸心和佐料，否則就變成了空轉和空談，而空談是要誤國的。為了不致誤國誆民，同時也驗一下出土的這批東西在學術上到底具有什麽樣珍貴的價值，1986年10月4日，在廣漢舉行了“巴蜀曆史與文化學術討論會”。來自全國各地的一百三十多位文物考古和曆史學界的專家學者出席了會議。會議名為巴蜀曆史與文化，其實討論的焦點主要是三星堆遺址與兩個器物坑出土的文物，這是主辦者與被邀請者都心知肚明的事情。
此時二號坑出土的全部器物仍在三星堆考古隊的倉庫中。省考古研究所與廣漢方麵正在暗中較勁。就廣漢方麵而言，自己以東道主身份主辦這次會議，有一大部分想法是與文物考古部門的領導以及國內知名學者聯絡感情，在出土文物的走與留問題上，希望這些領導與學者能傾向廣漢一邊。此所謂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也。但不幸的是，與會的領導與知名學者們大都站在了省考古研究所一邊，力主文物應拉到成都去。當廣漢方麵的主要領導找到代表國家文物局出席這次會議的黃景略，並提出將二號坑的文物留在當地時，黃景略堅決予以反對，並當著廣漢縣幾位主要領導的麵，旗幟鮮明地指出：“這批東西必須拉到省考古研究所清理、修複、研究後，才能考慮最後由哪一方來保存的問題。”
專家參觀三星堆發掘現場
根據會議主辦者的安排，專家學者們首先到三星堆遺址考古隊租借的庫房中，對發掘出土的器物做了實際考察。由於親眼看到了遺址的規模和出土的器物，專家學者們很快達成共識，一致認為三星堆兩座器物坑是四川省乃至整個中國最重要的考古發現。此發現，給中國的西南地區和整個長江流域的考古工作開拓了廣闊的前景，在新中國考古事業的漫漫征途上，又豎立了一座耀眼的豐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