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中國考古學家與曆史學家一貫的思維方式和學術研究套路，既然古蜀的曆史已有了一個霧中樓閣般隱隱約約的轉承組合係統，下一步就要看三星堆遺址兩個祭祀坑出土的文物，是否與這段曆史和這個係統相匹配。也就是說，這些文物與古蜀曆史上的蠶叢、魚鳧、柏灌、杜宇、開明等為王的時代有無內在的關聯。如果沒有，當作別論；如果有，屬於哪個時代，相互間是一種怎樣的關係，如何對號入座，並找到自己的最佳搭檔，等等。隻有找到了這種內在的關係，最好是能對上號，研究工作才能取得重大成果甚至是重大突破。
對於這種具有中國特色的思維模式和研究方法，美國哈佛大學人類學係教授、著名考古人類學家、美籍華人張光直，在追究其形成的曆史淵源時曾精辟地論述道：“中國曆史上第一次重大的發掘——由國家集中人力采用新輸入的現代考古學的方法所進行的發掘，是在河南安陽的殷墟。這件事情對中國考古學後來的發展，是有很大影響的。殷墟是曆史時期的遺址，對它的研究一定要使用文獻的材料、出土甲骨和金文的材料，所以把考古學主要放在了曆史學的範疇內。考古學的目的、方法和所利用的文獻，使它主要在中國曆史學的傳統內延續下去。這種考古學的成見，影響到史前學的研究。假設中國集中人力連續數年發掘的第一個遺址，不是殷墟而是新石器時代的遺址，比如半坡、薑寨或者廟底溝，培養出來的一代專家，不在曆史學而是在史前學的領域內，很可能中國考古學會走到另一條路上去。中國的考古學會更加注重生態環境、植物、動物、土壤的研究，注重陶片分析、遺址分析和石器分析等等，就如西方的那樣。但是，曆史是沒有假設的……中國學者的一個習慣，是研究中國不研究外國。中國過去所有的考古學家，都是研究中國曆史出名的，曆史學家也基本上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