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地理位置看，無論是開明王建造的“赤裏街”，還是張儀修築的龜化城，繼之唐、宋之後崛起的新城，都和金沙遺址近在咫尺。也就是說，金沙遺址是已發現的成都城最古老的城址，是整個長江上遊和中國西南地區繼三星堆遺址之後，又一處最為重大的考古發現。它的意義不隻是對一座城市的研究至關重要，更重要的是它極大地拓展了整個巴蜀文化的內涵與外延，為探索古蜀文明發展的曆史提供了大量難得的實物資料。
透過金沙遺址的考古發現，結合成都平原先秦考古發掘與研究成果，考古學家初步認為，金沙遺址的時代上限可至寶墩文化（公元前2500-前1700年）時期，下限可至春秋時期。其主體文化遺存的時代當在中原地區的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金沙遺址附近區域，以前曾發現過大量商代至西周時期的文化遺存，如位於金沙遺址北部的黃忠村遺址，就曾發現過與金沙遺址主體文化同一時期或稍晚的墓葬、陶窯和大型建築遺址柱洞等。而在金沙村的東部、南部也曾發現同一時期的文化遺跡多處。從考古學的劃分來看，此前發掘的三星堆遺址，文化最燦爛的時期約為商代中期。也就是說，金沙遺址的主體文化處於古蜀文化分期的中段。它晚於三星堆文化而稍稍早於成都市區1985年年底發現的另一處古文化遺址——十二橋文化。
有了金沙遺址的發現與發掘，結合成都平原的寶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橋文化的研究，就可以把成都平原新石器時代晚期到戰國時期的曆史文化脈絡連接起來。這對蜀文化的發生、發展、演變過程的曆史追索和學術研究，具有裏程碑式的重大意義。因為有了這樣的發現和研究成果，遂使此前不被國內學術界當一盤菜來看待的偏遠落後地區，一躍成為中國文明的起源與發展研究的重要區域之一。當然，金沙遺址的意義不隻這些，通過對其不斷的發掘與研究，還可以在相當大的程度和範圍內揭示金沙遺址與三星堆遺址二者之間的關係，並有助於加深對三星堆遺址以及兩個器物坑性質和出土器物文化內涵的認識，破譯古蜀文化遺留給後世人類的許多未解之謎，對建立整個商周時期成都平原先秦考古學年代序列和文化譜係，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和決定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