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如嵩
1972年4月，一座不為世人知曉的銀雀山，由於發掘出一批稀世漢墓竹簡，震驚了世界。這一重大考古成果，先後被列入“新中國30年十大考古發現”“新中國50年影響最大的考古發現”“中國20世紀100項考古大發現”之中。
銀雀山之所以享譽中外，一個主要原因，就是出土了一批具有重大學術價值的簡牘兵書——大量漢初特別是先秦的寶貴兵書。這批兵書有《孫子兵法》《孫臏兵法》《六韜》《尉繚子》《守法守令》等共計十三篇，以及《曹氏陰陽》《天地八風五行客主五音之居》等兵法專著與專論。特別是兩《孫子》的同時出土，廓清了長期以來籠罩在《孫子兵法》研究上的重重迷霧：諸如孫武、孫臏是一人還是兩人；《孫子兵法》是一人所著還是兩人所著；《孫子兵法》原本為十三篇，還是曹操在刪削了原本的八十二篇之後，重新編輯成了十三篇等一係列千年懸案。由於漢簡《孫子兵法》是現今發現的最古老的版本，為《孫子兵法》的流傳研究提供了寶貴的校勘資料，其在學術上的重大價值和意義是不言而喻的。
自銀雀山漢簡出土以來，除了當年的考古工作者發表的發掘簡報外，為之疏理、校勘、注釋，以及從不同角度加以研究的學術論著大量湧現。但是，以紀實文學的形式來表現這一考古事件和兵書內容的作品卻十分罕見。相比之下，在20世紀初，當舉世聞名的敦煌藏經洞被發現之後，除了專家學者對出土的經卷和其他文物以及環境等諸方麵進行大量研究外，這一發現還激活了文學藝術家的創作靈感。不但有早些時候進入敦煌洞窟臨摹寫生的張大千、常書鴻等藝術大家，隨著敦煌聲名的遠播，有越來越多的文學藝術界人士也從這一寶藏之中吸取藝術養分，發掘、創作出了《飛天》《絲路花雨》《秦王破陣》《祁連山下》《敦煌之戀》等著名的歌舞、戲劇、音樂、報告文學等史詩般的優秀作品。這些作品不但將敦煌文化以快捷簡明的形式傳播到人民大眾之中，在某種意義上又豐富了敦煌文化，並為這一古老的文化注入了鮮活的血液，從而使這一文化血脈得以延續和流淌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