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魯明將“博興”與“廣饒”對比後，仍傾向於廣饒的學說及觀點，曾提出惠民說的吳如嵩、陳秉才，盡管由於“名額限製”未能出席在廣饒召開的學術會議。但事後得知，立即做出了反對的姿態，並反擊道：魯明這種簡單的推論方法不是考察地理曆史沿革的正確方法。因為先秦兩漢的地名並不是這樣陳陳相因而無任何變化的。人們很容易舉出相反的例子，例如春秋的曲沃，秦代則稱左邑，到了漢代又改稱聞喜；又如春秋的犬丘，秦代稱廢丘，到了漢代又改稱槐裏。諸如此類，不勝枚舉。因此，認定漢樂安即孫武故裏的意見，不過是一種想當然的幻想式的說法罷了。史實表明，自西漢至明清，曆史上出現過樂安縣、樂安國、樂安郡、樂安州四種不同的行政區域和地理區域。不僅如此，同是一個樂安縣或樂安郡，在不同的朝代其地理區域也不一樣。因而，問題要得到解決，就必須回到《新唐書》和《古今姓氏書辨證》本身上來。宋人歐陽修和鄧名世依據什麽材料提出了樂安問題，這是需要追尋的一個重要前提。清代著名學者孫星衍在其校訂的《孫子十家注》附錄的《孫子敘錄》中，曾寫下這樣的按語：“紹興四年，鄧名世上其書。胡鬆年稱其學有淵源，多所按據。《序》又雲：‘自五經子史’以及《風俗通》《姓苑》《百家譜》《姓纂》諸書，凡有所長，盡用其說，是其書內所雲，皆可依據也。”既然是“皆可依據”，那麽，今人要討論孫武的裏籍，也就隻能從此入手，尋找結論。
那麽，《元和姓纂》所說的樂安，是指春秋時的樂安，還是指唐代的樂安呢？這是問題的要害。從它的編寫體例可以斷定，這個樂安乃是指唐代的樂安。它所列三個“孫武之後”的地名都是指的唐代地名。唐代有富陽即今浙江富陽，唐代有清河即今山東清河西。此書如果不是記述“孫武之後”而是敘述前代某人與孫武有關聯，那就用前人所處朝代的地名。如記述東漢孫堅、孫策、孫權就是一個顯例。它用的地名是“吳郡富春”。富春是東漢地名，唐代則改稱富陽，均為今浙江富陽。同是一個富陽，一處用唐代地名，一處用古地名，其編寫體例是十分明確的。這難道還不足以證明“樂安”乃是指的唐代的地名嗎？同時，這難道還不足以證明持“博興說”者用漢樂安去推論秦樂安、齊樂安是找錯了方向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