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銀雀山漢墓（此時根據出土器物等初步斷定為漢墓）重大考古發現被證實，前來增援的蔣英炬和其他發掘人員把棺內的器物清理完畢後，準備連夜回濟南複命。臨行前，征得臨沂方麵同意，將已經抽出的那枚記載孫子與龐涓之事的竹簡一同帶回，以做實物證據讓領導過目。出於安全考慮，蔣英炬專門派人到醫院買來一支玻璃管，將竹簡裝入管內密封。隨後和一同來的白雲哲、魏隊長乘坐臨沂方麵派出的汽車抵達兗州火車站，而後轉火車趕赴濟南。
第二天上午，已返回濟南的蔣英炬把銀雀山漢墓的發現、發掘情況，分別向省博物館和省革委會文化組領導人做了匯報。當領導們看過那枚竹簡後，驚歎之餘，做出幾乎相同的評價：“這一漢墓出土的竹簡，是山東乃至全國極其罕見、極其珍貴的重要文物，尤其在學術方麵的價值不可估量。”根據蔣英炬匯報的情況，領導們比較冷靜、清醒地認識到，在汙泥濁水的侵蝕下，要想使幾乎成為腐草的竹簡得到妥善整理與保護，單憑山東方麵的條件和力量恐怕很難，必須立即向北京方麵請示匯報，隻有依靠中央的力量才能解決問題。待這個意見形成共識後，鑒於情況緊急，省委文化組和省博物館領導人決定，由蔣英炬攜帶大家觀看的這枚竹簡迅速赴京，當麵向國家文物局局長王冶秋匯報。
墓內出土的《孫子兵法》木牘摹本
蔣英炬受命攜簡趕赴北京後，直奔沙灘紅樓國家文物管理局辦公樓。“文革”爆發後，國家文物局由於受到強大衝擊而處於癱瘓狀態，此時正處於恢複之中。原文物局局長王冶秋在“文革”開始不久就遭到“四人幫”的政治迫害，並於1970年春被下放到湖北鹹寧文化部“五七幹校”勞動改造。隨著中國政壇翻雲覆雨的變化，以及周恩來等人重新控製局勢，1970年5月，國務院成立“圖博口領導小組”，在周恩來的具體安排下，王冶秋被從“幹校”召回並出任副組長，主持全國的文物工作。自此，劫後餘生的中國文物界隨著王冶秋的複出，迎來了曆史性的轉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