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製定發掘方案和具體步驟時，譚維四、郭德維等考古人員就為拍照、攝影等事宜進行過討論。
自20世紀初葉瑞典人安特生、斯文·赫定等地質學家與探險家在中國示範田野考古發掘並使這門科學生根發芽後，考古人員在“挖土”和“取寶”的同時，嚴格按照科學程序進行文字記錄、測量、繪圖、照相、攝影等一係列配套的工作，若無這樣一套科學的操作規程，僅僅是打洞取寶，這便與盜墓賊沒有什麽區別了。二者的根本不同，用考古學界的行話來說，就是：“考古工作本身首先是一門科學研究，其目的在於科學地揭示古代曆史的文化和準確恢複曆史文化景觀，借助現代科學手段來發掘古代遺存，破譯古代信息，進而從中抽譯出曆史演進的規律和能夠對現代人類產生鼓舞和激勵的優秀的古代精神。”
按照以往的經驗，凡中小型墓葬，隻要在墓坑上部或邊沿搭一個或幾個木架，即可拍攝發掘場麵與墓坑內器物擺放的情形。從20世紀二三十年代安陽殷墟發掘，直到新中國成立後，河南輝縣、北京明定陵等等一係列貴族與帝王陵墓發掘，這個操作方式一直延續下來。隻是到了長沙馬王堆二、三號墓發掘之時，情形才為之一變，可謂褲衩改背心——上去了。作為豎穴木槨墓的典範，馬王堆漢墓規模巨大，在當時中國已發掘的同類墓葬中，無與之匹敵者（南按：明定陵為券洞式墓穴，類型有別）。因為規模巨大，從而開創了動用軍用直升機從高空拍攝墓坑與發掘現場的先例。後來在國內外發行的馬王堆二、三號墓發掘的照片與電影，許多精彩鏡頭都是攝影人員乘坐廣州軍區空軍的直升機在高空拍攝的。
當然，馬王堆漢墓的考古發掘，之所以能開創調動軍用直升機拍攝的先河，除了周恩來、郭沫若、華國鋒等中央領導人對此次發掘高度重視外，還有一個不太為外人知曉，或容易被後人忽視的巧合，這便是，一批軍隊高級將領此時正擔任湖南省委和省革委會的主要領導職務。時任廣州軍區副政委的卜占亞兼任湖南省委書記、革委會副主任、湖南省軍區第一政委；解放軍第四十七集團軍政委李振軍，兼任湖南省委書記。馬王堆二、三號漢墓發掘之時，由周恩來親自圈點，李振軍擔任發掘領導小組組長，湖南省軍區司令員楊大易為發掘小組副組長。正是通過軍隊高級軍官的人脈關係，在墓坑揭露後，廣州軍區空軍的直升機才飛臨長沙上空，開創了中國考古界利用最為先進的科學裝備拍攝古墓發掘現場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