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掘人員在一號墓的封土之上連續挖掘了三天，但麵對高20多米、底座近60米的山丘，發掘者無疑形同螞蟻啃骨頭，費了好大的勁，才啃出了一個小缺口。“崔館長，咱不能再這樣幹下去了，就憑我們這些人，要是將這座山搬掉，不需要一年也要十個月，到那時，如果墓中還有珍貴文物也早爛掉了。這種做法顯然是不科學的。”畢業於四川大學考古專業的書生熊傳薪提出了自己的見解。
“你說怎樣才是科學的？年輕人不要認為吃了一點苦就指責這不科學，那不科學，毛主席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科學也是在實踐中幹出來、拚出來的。當年我在山西農村幹革命，吃的苦比這多100倍，革命不還是成功了。現在我們要發揚毛主席他老人家諄諄教導的‘愚公移山’精神，毛主席的光輝篇章《愚公移山》你知不知道？”新中國成立前就在山西農村當過民兵和基層幹部的崔誌剛，又仿佛置身於往日的革命歲月，習慣性地做起了政治思想工作。
書生熊傳薪苦笑了一下，說道：“《愚公移山》這篇光輝著作，中國人誰不知道，說的是一個叫愚公的老頭領著他的兒子、孫子挖山沒挖開，最後由天帝出麵幫助，才將兩座山給搬走了。我也可以到外單位雇兩台推土機來，先將墓的封土推掉，等露出墓口再用鋤頭一點點地挖，這樣既節省了時間、人力、物力，對墓中文物的保護也有好處。”
侯良聽了這個建議，心頭為之一震，但沒有馬上表態。因為他不是學考古專業的，是新聞工作者出身。1949年，在解放戰爭的隆隆炮聲中，作為學生的他離開了河南開封師範學校，響應黨的號召，來到了西南野戰軍李德生師長的麾下，在政治部從事新聞記者工作。後來又隨誌願軍進入朝鮮作戰，一直從事戰地新聞報道。1956年因患病從部隊轉業來到長沙，在文化廳落腳，然後開始籌備建立湖南藝術學院，後來又到湖南省藝術學校擔任領導。想不到“文革”一開始，他就被打倒並被關了起來，不久又被下放到湖南靖縣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直到1969年11月才返回長沙，重新分配到湖南省博物館主持工作。後組織又派來工農幹部出身的崔誌剛來博物館當第一副館長兼黨支部書記，他也被正式任命為副館長兼黨支部副書記，分管業務工作。今天，麵對博物館唯一一個考古專業畢業的年輕書生的建議，同樣作為知識分子的侯良不得不慎重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