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王伐紂之後，為了鞏固剛剛建立起來的周王朝的統治，除了安撫殷商遺民之外，周政權還采取了“選建明德，以藩屏周”的政策，即分封周武王的同宗、親戚和功臣，讓他們建立諸侯國，形成拱衛周王室的屏障。史載最早的分封中，就包括周公家族的魯，召公家族的燕和薑太公家族的齊。
周武王最重要的輔佐臣僚之一——召公，是武王的堂弟，因早年采食於召地，故史稱召公。在西周初期的政局中與周公並稱，《尚書》中稱“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左右”，可見召公在西周初年是一個位高權重的顯赫人物。《詩經》載當年周武王在召公的輔佐下，一天開辟疆域上百裏，後來曆經成王、康王，位居三公、太保之要位，與周公平起平坐。武王得天下後，最早給予召公分封就國的獎賞，當是情理之中的事情。然而，召公受封的領地具體在什麽地方，一直是史學界存有爭議的問題。近代國學大師王國維認為在河北淶水一帶，著名曆史學家傅斯年認為在河南郾城一帶。而另一位史家陳夢家在他的《西周銅器斷代》中幹脆做出了“西周時代燕國的都邑所在不易考定”的結論。這個疑團的最終解開是在琉璃河遺址發現之後。
關於琉璃河遺址的發現與發掘，世傳有兩種說法，其中之一是孫維昌等在所著《中華文明的曆史足跡——新中國重大考古發現記》中的描述：“琉璃河是北京市西南約五十千米的一個小地方。它最先是由業餘考古學家吳良才先生發現的。吳良才先生是中國考古學先驅之一吳金鼎先生的胞弟，曾經在北京和蘭州的中國銀行工作。抗戰勝利後，琉璃河水泥廠因恢複生產而向中國銀行貸款，經辦此事的吳良才先生在琉璃河收集了一大包陶片，返回北京後送到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所的蘇秉琦先生處。蘇先生也覺得這是一處很有價值的遺址，但是限於當時的時局動**，無力組織發掘。直到1962年，在組織學生實習時，已擔任北京大學曆史係考古研究室主任的蘇秉琦先生提出去琉璃河遺址複察和試掘的想法，後來在劉李店和董家林等地的試掘證明，這裏有年代相當於西周的文化地層。但是當時對於這片遺址的重要性究竟如何並不是很清楚，而關於召公始封地的猜測多認為最初的燕國都城應當在今天的北京城西南，因此學者們並沒有把琉璃河與燕國聯係在一起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