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會議桌前，衛明拿起紙筆開始寫了起來。
8月28日，凶手對盛醫集團四名研究員起了歹意，遂找上急需用錢的杜城，讓他以疲勞駕駛為由，將西郊垃圾站較為偏僻的一段圍牆撞塌，人為地製造出一條進出通道，並由此躲過監控。
拖欠西郊垃圾站的賠償金，定然也是那名凶手授意的。
8月29日，盛醫集團納米機械項目組，以鄭曉輝為首的四名研究員無故失蹤，並四處追蹤無果。
結合當時的監控視頻得知，杜城所乘的垃圾車的確於淩晨時分在盛醫集團周邊出現過。
由此可以得出，凶手在用某種手段將四名研究員製服後，一定是用了杜城的垃圾車將他們運送出城。
9月9日，鄭曉輝的屍體在西郊垃圾站的一處垃圾堆裏被人發現，腦內多巴胺含量超出常人五倍，死於多巴胺超標引起的心髒驟停。
凶手將三十萬人民幣交給杜城。杜城在市人民醫院簽署了腎髒供體書，並繳納了相應費用之後，於醫院內自殺。
由此可以判斷，這是凶手為了避免走漏風聲，所采取的一種以親情為要挾的滅口行為。
9月18日，盛醫集團剩餘三名失蹤研究員的屍體，在距離西郊垃圾站直線距離不到一公裏處的荒野臭水溝中被發現。
經查，三人全部死於多巴胺超標引起的心髒驟停。
隻不過這其中的一個細節引起了衛明的注意：三人腦內多巴胺含量隻有三倍，與鄭曉輝腦內多巴胺五倍的超出量，相差甚遠。
由此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凶手對於鄭曉輝的恨意要比其餘三人大上更多。
重案隊對於四名死者的社會關係網也摸排清楚了。
結果表明，四人社會關係簡單，家庭關係和睦，整天泡在實驗室的他們於無關社會人員根本沒有結仇的可能性。
同時，衛明前些日子已著人將事發前兩天，江城所有的醫院跟診所的診療記錄都檢查了一遍，比對過所有的多巴胺注射液的診療情況後，並沒有一例與盛醫集團四名失蹤人員有關的記錄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