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做事總喜歡講“道”，寫文章的時候講究“文以載道”。因此，中國古代很多曆史書籍，不光是記載曆史，還承擔著教育功能。對司馬遷來說，如果寫的文章沒有教育意義，那還不如不寫。
《史記》裏經常出現“太史公曰”的一段話，就是司馬遷要發表自己的看法，要評論主人公是好人還是壞人，做得正確與否，有什麽教育意義。這和我們上思想品德課一樣，老師講完一個道德故事後，就會分析故事裏的主人公具有什麽優秀品德值得大家學習。
司馬遷在寫《史記》的時候，就像是把它當作德育教材來寫。現在學校用的教材，都是根據教育部的課程標準編寫的，而司馬遷編寫《史記》時也是有標準的，標準的製定人就是孔子。
司馬遷是西漢大儒董仲舒的弟子，儒家的優秀畢業生，他在編寫《史記》時，選取史料的標準就是“考信於六藝，折中於夫子”，意思是以六藝作為判斷曆史真實性的依據，以孔子的言行作為判斷是非的標準。
司馬遷在寫《史記》裏的《趙世家》時，其實知曉《左傳》雖然存在一些記載的錯誤，但是對於下宮之難的記載還是具有較高的準確性。但是他在版本的選取上，仍然放棄了可信度較高的《左傳》版本，而選擇了曲折離奇的趙國史料版本。因為趙國史料版本裏麵的人物有血有肉，愛憎分明，完全夠得上儒家核心價值觀裏的“仁義”二字。
換作你是司馬遷，手裏有兩個版本的故事，一個版本盡是通奸、權謀、爭權奪利，另一個版本滿是積極向上、舍生取義的人物，為了傳播正能量，你肯定也會選擇後者。
故事雖然可能是假的，但是勸人向善，總歸是好的。
講到這裏，《趙氏孤兒》的故事該結束了，但筆者還想提一下整個故事裏最可憐的人——屠岸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