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表麵上《胡貝爾圖斯堡和約》隻是把1756年的現狀確認下來，但對於腓特烈大帝而言，無論是個人還是在政治上，它都是一場勝利。由瑞典、俄羅斯、奧地利和奧地利家族的一些德意誌盟國，以及法國組成的同盟顯然具有壓倒性的實力，但很明顯，他們沒能達到他們羞辱和打擊普魯士的目的。對於瑪麗婭·特蕾莎來說，柏林戰線已然潰敗；收複西裏西亞無望；奧地利家族沒能恢複到當初的地位；霍亨索倫家族以及北方的普魯士再也不容忽視，而且他們還會挑戰奧地利的權威和他們在帝國施行的政策。腓特烈大帝和普魯士的一切，包括他的軍國主義、他的開明專製、他的包容性的新教主義、他專注於武力和效率的民法、他用無情利己主義指導的政策，都已經在戰爭和這份協議中重生。
顯然，沒有英國這位盟友，腓特烈大帝也不會有如此的成績。大敗法軍，向普魯士提供補給，組成英國-漢諾威聯軍，雖然絲毫無損於腓特烈大帝的赫赫戰功，但英國確實在危難當頭時救了普魯士一把。作為英國政策的批評者，腓特烈大帝完全可以爭辯說，英國自身的利益確實要求英國繼續戰鬥，直到普魯士打贏戰爭，獲得實實在在的土地。可他根據自己的原則，把自身置於法庭之外，譴責英國的行為，認為那是對普魯士國王的背叛。按照腓特烈大帝的評判體係，唯有無情且開明的自我主義才是檢驗國家行動唯一標準，把這一點套在英國和普魯士的關係上，一旦英國的利益和普魯士的利益發生衝突，對於英國而言，當然要優先考慮自身的利益。往最壞的方麵想，英國明顯隻是重蹈了西裏西亞戰役的覆轍，盟友一旦無利可圖或者再無需要時，便可拋棄。而且看得出，在1758到1762年，腓特烈大帝已經準備好毫不猶豫地拋棄英國或者其他盟友，然後和那些能給出合適條件的列強講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