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製度還有兩項更深入的缺陷，也就是這個製度完全沒有試著把社會組織以及生產、分配、消耗體係從這個階級製度已經奄奄一息的枷鎖裏解放出來。要建立一個沒有工業階級的工業，就像要組建一支軍隊而手上既沒有受過教育的軍官，也沒有紀律嚴明的士兵那樣令人絕望。囿於其過時的經濟原則以及不適宜工農業發展的獨裁統治經驗，腓特烈大帝對事情的發展感到失望，並把它們歸結於人類受詛咒的頑固和無能。但如果一個體係不允許自由行動的條件存在，並要求人們停止思考而隻是吸收灌輸給他們的觀念的話，他們就會一直這麽頑固、愚蠢下去。
腓特烈大帝忘了自己生活裏學到的教訓——思想的灌輸也需要有能接受思想的人。他沒有注意到這樣一個事實，嚼幾下就吞下去的食物會毀掉人的胃，不經過思考就接受的思想更是會毀掉人的腦。其次，比起1763年以前，腓特烈大帝如今更加嚴格，他是國家唯一的“大腦”。但君主不再開明的這些年，他這個國家大腦又到底做了什麽呢？常常有人說他把軍隊、行政部門和經濟管理係統都變成了機器，這些機器都已經學會去服從他的思想和意誌，而這位君主訓練有素、經驗豐富，從未停止思考，也從未停止發號施令。沒人比腓特烈大帝更清楚，如果指揮者不開明，那麽效率和開明不僅無法實現，還會變成最危險的迷信。國家機器隻是實現目標的手段。
在他的各種局限裏，最讓人震驚也最讓人痛心的一點是，他從來沒有想過作為國家大腦、一國之君的他能否後繼有人；比這更讓人痛心的是，從1763年開始，這些獨斷專行的政策、整頓和體製抹殺了後繼有人的可能。耗心費力地為普魯士奉獻了自己四十六年的人生，從古至今，也沒幾個君主能做到他這樣，但他最後卻把普魯士交到了一位既無紀律也無教養的繼承人手上。這位繼承人甚至對如何用這套專製主義來管理軍隊和國家也不甚明了，以至於要依賴那些已經不會自己思考的官員。沒有留下一顆治國的頭腦，卻留下了一堆不知道會不會有人執行的政治遺囑。腓特烈·威廉一世做得都比他好，起碼能堅持讓自己的繼承人清楚地了解如何治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