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伯特·莫裏爾爵士闡述了他們的目標：“自從腓特烈大帝死後，國家機器日漸腐爛，現在已經支離破碎，所以必須用一個國家機器的有機整體取而代之。”施泰因也寫明了他們執行這項艱難任務時的指導精神：“我們首先要喚醒人民的道德情操、宗教信仰、愛國精神等基本觀念，崇尚勇氣、自信和犧牲精神，鼓勵大家一起讓普魯士獨立於外國的影響和重拾國家榮譽。”在呼籲“道德情操、宗教信仰和愛國精神”的過程中，施泰因和他的同事們主要借鑒了德意誌偉大哲學家約翰·戈特利布·費希特（1762—1814）的重要學說。
費希特曾經是耶拿的哲學教授，他於1799年來到柏林並定期舉辦公開講座。在1804年到1805年的冬天，他的講座主題是“當代的特征”。這些講座都貫徹一個令人震驚的論點：一個國家如果要不斷增強自身的力量，就不得不逐步取消所有的特權，建立人人平等的權利，這樣，國家才能享有真正的權利。也隻有這樣，才能保證全體公民無一例外地將自己的剩餘力量用於實現國家的目的……我們確實渴望自由，我們也應該渴望自由，但隻有保證服從法律，我們才能獲得自由。學過洪堡的政治哲學並且認為1791年洪堡的《論國家作用的限度》就是最高政治智慧的人們，一定會覺得這是一個多麽奇特的悖論。當然，洪堡的政治理論和18世紀德意誌的排他主義實踐是完全一致的。對德意誌人民和洪堡來說，建立至高無上的國家是不可能的事情，更不用說統一且至高無上的國家了。“伏爾泰說，法國擁有陸地，英國擁有海洋，而德意誌隻有思想的天空。在他那個時代，這是對德意誌的正確評價。拿破侖侵略時期的德意誌有一個特點：德意誌的偉人要麽像歌德那樣對那個時代的劇烈動**漠不關心，要麽像貝多芬那樣從法國大革命的思想汲取靈感，但是沒有被愛國主義精神所感動。當時德意誌的理想是藝術和文化，而不是愛國主義。它的主要力量不是來源於政治效率或軍事領導，而是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曲》和歌德的《浮士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