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泰因和他的同僚，通過恢複部長負責製、地方自治和地方權力下放，隻是部分解決了問題。普魯士民族在君主直接統治下的軍國主義夢——格奈澤瑙提出的普魯士軍隊、科學和憲法至高無上的概念無法通過一個統一自治國家的理想實現。然而，官僚製度的重組與解放時期的民族複興運動一樣，是行之有效的，1815年至1870年是它的黃金時期。普魯士作為一個軍事和政治強國，與梅特涅有著密切的聯係，盡管如此，官僚製度正默默地、低調地，或許是不自覺地，準備對奧地利進行一次軍事打擊；如果真的發生，這將是一次無可挽回的致命打擊。在這個黃金時期裏，它的外交政策和國際行動不再是具體的普魯士化，而是在一個獨立的軌道上發展，普魯士的官僚製度提高了行政管理效率。該行政管理體係正好反映了18世紀普魯士的特征，使其在歐洲國家體係中獨樹一幟。
官僚製度重新開始了被暫停的普魯士內部融合工作。通過在日常的行政工作中持續施壓，這一製度充分體現了技術知識價值以及合理運用科學所帶來的切實利益。在那個全民迷戀民族解放戰爭的年代，官僚製度恢複了國家的威望。通過中央組織，它替換了國家機器的零件，改變了由專家顧問支撐的主權國家模式。最為顯著的是，它重新樹立並強化了這樣的信念：德意誌好，但普魯士更好。無論出於什麽原因和目的，容克、自由派、激進派或知識分子都一致認為，普魯士成了德意誌愛國人士的希望。
在腓特烈大帝統治下，西裏西亞和西普魯士的普魯士化與富有的萊茵普魯士（1815年兼並）的普魯士化是同時進行的。如果沒有官僚製度，這一切是不可能實現的。普魯士隻用了一代人的時間就得到了萊茵蘭地區，這充分證明了國家機器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