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大戰中的全力投入，阻止了腓特烈一世在俄羅斯、波蘭、漢諾威和丹麥組成的意欲肢解瑞典帝國的聯盟中為自己的利益出擊；而且，他還被指責沒能認識到波羅的海才是普魯士的利益所在，沒能使用那4萬精兵為自己奪取最多的那份戰利品。可是腓特烈一世既沒有勇氣去施展手段，在政治上也不夠自私，無法舍棄道德，更沒有他父親那種推行“現實政治”的能力。他本可以拋棄大同盟，在北方強製推行和平，然後次第把他的援助賣給瑞典、波蘭和俄羅斯，使詐、欺騙、朝秦暮楚，一心用武力或其他手段奪回西波美拉尼亞和西普魯士。但他什麽都沒有做，也許是良心上過不去，但更可能是害怕瑞典國王卡爾十二世的英武。他從心底裏覺得自己比不上狡詐異常的彼得大帝、“強力王”奧古斯特二世以及他那群在海恩豪森詭計多端的親戚。總而言之，他就是優柔寡斷，而且他還聽信了當年最偉大的軍事家和政治家約翰·丘吉爾（馬爾伯勒公爵）的話，在兩個關鍵時刻選擇留在了西方大同盟。他本來可以用很多方法使自己的領地擺脫外部控製，比如他可以行使“不上訴特權”（國民僅可在侯國境內法院提起上訴），他可以在柏林設立一所最高上訴法院，增加象征統一和王權的機構，但是像大選帝侯或者腓特烈大帝那樣專注於自己國家的利益，並在這個基礎上製定外交政策，已經遠遠超出他的能力範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