腓特烈大帝在1740年繼承了一個充實的國庫、一支龐大而訓練有素的軍隊，還有一個毫無爭議也不容爭議的專製國家。人們很快就明白，即使他們馬上做一些有益的改變，新國王並不會感謝他們，因為國王的性格就是不會感恩，他期望看到人們的絕對服從，並對此十分執著。他打算成為普魯士的陸軍元帥和財政部長。新君主擁有絕對的權威，但他不是個目不識丁、隻知道強調紀律的君主。他是國家的大腦，習慣在理性的支配下製定規則。國王會在理性的指導下管理國家和解釋政策，也隻有這種理性才能使整個世界和人類的行為變得可以理解和容忍。
腓特烈大帝是霍亨索倫家族中唯一一個明確拒絕新教信仰的人，新教的教義對他個人而言沒有任何意義。在德意誌或其他地方，新教作為一種政治現實和政治力量，固然有其存在的必然性，這就像在混亂的人類情感中，也必然會有許多非理性因素一樣。如果要維持或利用宗教的力量，統治者必須要權衡。但是真正的統治者會在開明理性中找到靈感和指導，對於所有尋求真理的人來說，理性是絕對正確的，不受感情和迷信的影響，也不受人類弱點的阻礙。在理性的神殿中，國王是最高祭司，他的職責是清除部落、市場和宮殿中的迷信崇拜。隻有當權力被用於促進理性的幸福、去除人性中的糟粕、鍛煉人類意誌和實現理**的時候，權力才是正當的。因此無限的理性就等同於無限的權力。
在這個令人欽佩的世紀裏，腓特烈大帝就是開明專製主義的化身，他把開明專製主義、霍亨索倫家族的理想，還有普魯士國王的驕傲巧妙地融合在一起，三者不可分割。腓特烈大帝完全認同普魯士，而提升普魯士國力和實現繁榮就是貫徹開明理性和實現理性政府的落腳點。理性啟蒙會使普魯士變得強大，理性的勝利將為普魯士帶來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