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行政管理領域，腓特烈大帝全盤接受了前人的框架。他的目標既不是重新構建基本原則，也不是重新解釋細枝末節，隻是簡單地完善機製。他將總署的四個部門擴充為六個——增加了貿易製造部和軍事事務部。他讓“外交部”和司法部分離，兩者在國王的親自監督之下獨立辦公。雖然西裏西亞已經融入普魯士，但仍然為它保留了一個獨立的機構。在著名法學家科克采伊的協助下，他廢除了司法中的一些濫權行為，簡化了司法過程並降低了訴訟費用，努力讓法庭更加廉潔高效。但是他並沒有像拿破侖那樣，以自己的名義製定一部大法典，把最先進、最科學的觀念囊括其中，雖然在科克采伊的幫助下他本可以做到這一點。
腓特烈大帝施政的每一個方麵，其實都有局限性。在他麵前，橫著三個幾乎無法突破的障礙——龐大的軍費開支、君主和貴族的特權和地位，還有孱弱的社會經濟。普魯士全國每年的財政收入為1100萬塔勒，單軍費開支一項就高達850萬塔勒；如果製定了一部大法典，將會徹底改變王室和貴族的特權地位，意味著把當前權力格局推倒重來。腓特烈大帝所有努力的目標，就是為了打造出一個強大高效的財政係統。隻有高效的財政才能維持軍隊和國家的正常運行，在達到收支平衡後，還能有盈餘作為國庫儲備。腓特烈大帝一直在思考發動一場大戰的條件和可能性，然而普魯士實在是太窮了；普魯士既沒有工業強國的金融機構，又沒有足夠的資產來向外舉債；因此普魯士隻有在人力、金錢、食物、裝備上厲行節約，才能達到自給自足的目標。嚴峻現實所迫，加上腓特烈大帝個人的理性判斷，讓他在經濟政策和經濟實踐中偏向於重商主義。國家的富庶意味著必須有成噸的塔勒堆在國庫裏；他還不得不利用關稅、出口獎勵金、禁令等各種手段來鼓勵增加農作物產量、繁殖牲畜、發展各種必要的工業門類，隻有這樣才能讓普魯士實現真正的獨立自主，不會受到他人的控製——無論是敵國還是友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