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向覺得——對於文學，情懷是有特殊分量的。好的文學作品，幾乎無一例外地流淌著真摯的情懷，如血液流淌在人的身體裏。一首詩、一篇散文是這樣，一部小說尤其是這樣。
今年春節期間，我在外地，隨身帶了澤俊先生的書稿《工人》。
我清楚地記得，讀罷《工人》是初三，上午十點左右。至今，讀罷一部好作品仍會使我激動不已。當時的我便是那樣。身邊也沒一個可以交流感想的人，忍了幾忍沒忍住，於是撥通了澤俊的手機，告訴他我已經讀罷了《工人》。千裏之外的他期待地問：“達到小說的及格水平了嗎？”澤俊他一向是謙虛的。我說：“好。很好。非常好。”除了那短短的幾句話，我竟不知再從何說起。好的小說往往會使剛讀過它的人失語，能具體地說出好來是失語過後的事。澤俊又問：“怎樣進一步修改？”我說：“作品當然是越改越好，不過，現在這樣已經很好，不論出版還是發表，應都不成問題，而且必定會引起關注……”除了籠統之印象，還是談不出具體感受——那真是一言難盡的。澤俊是盲文出版社漢文字出版分社的副總編。他負責出版過我的兩部集子，由此我們認識了，遂成朋友。他厚道，為人誠懇，並且，對世事具有深刻的洞察力。寫作是他最主要的業餘愛好。很可能，還是唯一的。
他多次對我說，打算寫一部工人題材的長篇小說——說到“工人”兩個字，他總是流露出極深厚的感情。工人階級對中國的偉大貢獻令他肅然起敬；他們“下崗”時期的種種困厄處境令他感同身受；他們至今分享改革成果之少每使他焦慮萬分。
而我，也是的。我和他一樣是工人的兒子。我的兩個弟弟一個妹妹當年幾乎同時下崗。
“工人”二字對於澤俊猶如《聖經》，乃是他的情懷臍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