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武帝以荒**怠惰，遺患後嗣名。然帝在曆代君主中，實尚未為大惡。所不幸者，則以僅足守成之才，而當開創之世耳。蓋晉之王業，雖若成於宣、景、文三朝，然其所就者，實僅篡竊之事，至於後漢以來，政治、風俗之積弊，百端待理者，實皆萃於武帝之初。此其艱巨，較諸陰謀篡竊，殆百倍過之。雖以明睿之姿，躬雄毅之略，猶未必其克濟，況如武帝，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承前世之積敝，而因受惡名，亦可哀矣。
武帝嚐詔郡國守相，三載一巡行屬縣；泰始四年。申戒郡國計吏、守相、令長：務盡地利，禁遊食商販；泰始五年。臨聽訟觀錄囚徒；泰始四年、五年。守令有政績及清稱者，賜之以穀；王宏，夏謖，劉霄，梁柳。見《紀》泰始五年、鹹寧元年。詔刺史、二千石糾穢濁，舉公清；令內外群臣舉清能，拔寒素[1]；大康九年。又屢詔舉人才；可見其非無意於為治。又嚐增吏俸；泰始三年。班律令；泰始四年。平吳後即定戶調式；罷軍役；去州郡兵；則亦有意於更製垂後。然是時之所急者，非立法，乃行政；非文誥之頻繁，乃督責之峻切；而帝於此，實最缺焉。
伐吳之議，羊祜、杜預屢陳之，張華讚之，賈充始終沮遏，而帝仍以充總統諸軍。孫皓降，充未之知，方以吳未可平，抗表請班師，謂“方夏江、淮下濕，疾疫必起，雖要斬張華，不足以謝天下”。其表與告捷同至。見《晉書·秦秀傳》。
王渾與王浚爭功，詔責浚不受渾節度。浚言：“前被詔書，令渾、浚等皆受充節度，無令臣別受渾節度之文。當受渾節度之詔，以十二日起洛陽，浚十五日日中至秣陵，暮乃被符。”詔文及發至日時，無可誣罔之理，而帝皆漫無別白，為之下者，不亦難乎？帝當篡位之初，即開直言之路，置諫官以掌之。見《紀》泰始元年。以皇甫陶、傅玄共掌諫職。玄複曆禦史中丞、司隸校尉。劉毅亦嚐為司隸。然毅終以峭直不至公輔。其所糾彈者，亦不能盡法懲治。劉頌言：“泰始之初，陛下踐阼，其所服乘，皆先代功臣之胤，法寬有由，積之在素，異於漢、魏之先，未可一旦直繩禦下。”此或亦出於不得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