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兵製之弊在於：（一）兵力的逐漸腐敗。（二）番戍之製：（甲）兵不知將，將不知兵，既不便於指揮統馭。（乙）而兵士居其地不久，既不熟習地形；又和當地的人民，沒有聯絡。（丙）三年番代一次，道途之費，卻等於三年一次出征。（三）而其尤大的，則在帶兵的人，利於兵多，（子）既可缺額刻餉以自肥，（醜）又可役使之以圖利。乞免者既不易得許；每逢水旱偏災，又多以招兵為救荒之策，於是兵數遞增。宋開國之時，不滿20萬。太祖末年，已增至37萬。太宗末年，增至66萬。真宗末年，增至91萬。仁宗時，西夏兵起，增至125萬。後雖稍減，仍有116萬。
歐陽修說：“天下之財，近自淮甸，遠至吳、楚，莫不盡取以歸京師。晏然無事，而賦斂之重，至於不可複加。”養兵之多如此，即使能戰，亦伏危機，何況並不能戰，對遼對夏，都是隱忍受侮；而西夏入寇時，仍驅鄉兵以禦敵呢？當時兵多之害，人人知之，然皆顧慮召變而不敢裁。直至王安石出，才大加淘汰。把不任禁軍的降為廂軍，不任廂軍的免為民。兵額減至過半。又革去番戍之製，擇要地使之屯駐，而置將以統之（以第一第二為名，全國共九十一將）。安石在軍事上，雖然無甚成就，然其裁兵的勇氣，是值得稱道的。惟其所行民兵之製，則無甚成績，而且有弊端。王安石民兵之法，是和保伍之製連帶的。他立保甲之法，以十家為一保，設保長。五十家為一大保，設大保長。五百家為一都保，設都保正副。家有兩丁的，以其一為保丁。其初日輪若幹人儆17盜。後乃教以武藝，籍為民兵。民兵成績，新黨亦頗自詡（如《宋史》載章惇18之言，謂“仕宦及有力之家，子弟欣然趨赴，馬上藝事，往往勝諸軍”之類）。
然據《宋史》所載司馬光、王岩叟的奏疏，則其（一）有名無實，以及（二）保正長巡檢使等的誅求，真是暗無天日。我們不敢說新黨的話全屬子虛，然這怕是少數，其大多數，一定如舊黨所說的。因為此等行政上的弊竇，隨處可以發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