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時，距離李適出逃長安已經有兩個多月。一國之君流落荒郊野外，天下軍閥橫行，盜匪遍地，這也讓李唐君臣開始麵對最現實的問題：皇帝做錯了什麽？朝廷的國策是否出現了偏頗？很遺憾，李適並沒有進行深刻的反思，反而是幕僚陸贄潛心研究，最終督促李適在興元元年（784）正月，向天下發布了《罪己大赦詔》：
致理興化，必在推誠；忘己濟人，不吝改過。朕嗣服丕構，君臨萬邦，失守宗祧，越在草莽。不念率德，誠莫追於既往；永言思咎，期有複於將來。明征其義，以示天下。
小子懼德不嗣，罔敢怠荒，然以長於深宮之中，暗於經國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恤征戍之勞苦，澤靡下究，情未上通，事既擁隔，人懷疑阻。猶昧省己，遂用興戎，征師四方，轉餉千裏，賦車籍馬，遠近騷然，行齎居送，眾庶勞止，或一日屢交鋒刃，或連年不解甲胄。
祀奠乏主，室家靡依，死生流離，怨氣凝結，力役不息，田萊多荒。暴令峻於誅求，疲空於杼軸，轉死溝壑，離去鄉閭，邑裏丘墟，人煙斷絕。
天譴於上而朕不寤，人怨於下而朕不知，馴致亂階，變興都邑，萬品失序，九廟震驚，上累於祖宗，下負於蒸庶，痛心靦貌，罪實在予，永言愧悼，若墜泉穀。自今中外所上書奏，不得更言“聖神文武”之號。
朱滔雖緣朱泚連坐，路遠必不同謀，念其舊勳，務在弘貸，如能效順，亦與惟新。朱泚反易天常，盜竊名器，暴犯陵寢，所不忍言，獲罪祖宗，朕不敢赦。其脅從將吏百姓等，但官軍未到京城以前，去逆效順並散歸本道、本軍者，並從赦例。諸軍、諸道應赴奉天及進收京城將士，並賜名奉天定難功臣。其所加墊陌錢、稅間架、竹、木、茶、漆、榷鐵之類，悉宜停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