吹牛是一種誇大狂，在道德家看來，也許認為是缺點，可是在處事接物上卻是一種呱呱叫的妙用。假使你這一生缺少了吹牛的本領，別說好飯碗找不到，便連黃包車夫也不放你在眼裏的。
西洋人究竟近乎白癡，什麽事都隻講究腳踏實地去做，這樣費力氣的勾當，我們聰明的中國人，簡直連牙齒都要笑掉了。
西洋人什麽事都講究按部就班地慢慢來，從來沒有平地登天的捷徑，而我們中國人專門走捷徑，而走捷徑的第一個法門，就是善吹牛。
吹牛是一件不可看輕的藝術，就如修辭學上不可缺少“張喻”一類的東西一樣，像李太白什麽“黃河之水天上來”，又是什麽“白發三千丈”，這在修辭學上就叫作“張喻”，而在不懂修辭學的人看來，就覺得李太白在吹牛了。
而且實際上說來，吹牛對於一個人的確有極大的妙用。人類這個東西，就有這麽奇怪，無論什麽事，你若老老實實地把實話告訴他，不但不能激起他共鳴的情緒，而且還要輕蔑你冷笑你，假使你見了那摸不清你根底的人，你不管你家裏早飯的米是當了被褥換來的，你隻要大言不慚地說“某部長是我父親的好朋友，某政客是我拜把子的叔公，我認得某某巨商，我的太太同某軍閥的第五位太太是幹姊妹”吹起這一套法螺來，那摸不清你的人，便帖帖服服地向你合十頂禮，說不定碰得巧還恭而且敬地請你大吃一頓筵席呢！
吹牛有了如許的好處，於是無論哪一類的人，都各盡其力地大吹其牛了。但是且慢！吹牛也要認清對手方的，不然的話必難打動他或她的心弦，那麽就失掉吹牛的功效了。比如說你見了一個仰慕文人的無名作家或學生時，而你自己要充老前輩時，你不用說別的，隻要說胡適是我極熟的朋友，鬱達夫是我最好的知己，最妙你再轉彎抹角地去探聽一些關於胡適、鬱達夫瑣碎的逸事，比如說胡適最喜聽什麽，鬱達夫最討厭什麽，於是便可以親親切切地叫著“適之怎樣怎樣，達夫怎樣怎樣”，這樣一來，你便也就成了胡適、鬱達夫同等的人物，而被人所尊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