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而朱元璋所推行的分封製絕不能單純地看作是給各地藩王極大的權力，正如趙翼在《廿二史劄記》中所說的那樣“明祖初定天下，分封諸子於各省、各府，蓋仿漢、晉、六朝及有元之製而參酌之，外以壯藩衛而實無事權，其有才者，如燕、晉諸王，或統兵以鎮邊塞，然不為例；其分封內地者，不過設三護衛，不致有尾大不掉之患。其用意亦深遠也。”可以說，朱元璋所推行的分封製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最終實現“分封而不錫土，列爵而不臨民，食祿而不治事”的目標。
事實上，在朱元璋推行分封製賦予諸王極大權力的同時，朱元璋也在一步步限製諸王，使其擁有的權力不能與中央衝突，並且保證中央能夠居重馭輕。而且，朱元璋還時刻都在提醒分封在各地的藩王要老實行事，不要產生什麽非分之想。
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就在中書省完成《祖訓錄》編纂的同一年，另一本涉及藩王的書籍也編纂完成了，即《昭鑒錄》。該書的主要內容是介紹中國古代一些著名藩王的事例，有好有壞。朱元璋讓大臣們編纂本書時曾說“必時時進說，使知所警戒。然趙伯魯之失簡、漢淮南之招客，過猶不及，皆非朕之所望也”。而這也點名了本書編撰的目的，朱元璋在這句話中涉及了兩個人物，一個是趙伯魯（春秋時期晉國趙氏家族領袖趙襄子的哥哥）因為過於平庸最終不堪大用，另一個是淮南王劉安則是因為鋒芒畢露結果招來殺身之禍。朱元璋舉這兩個人的例子就是想告訴分封各地的藩王們既要允文允武，擔當大任，又要安分守己，老實聽話，把握好中間的度，不要過猶不及。洪武二十六年，朱元璋又將《永鑒錄》頒賜諸王，其內容主要是“輯曆代宗室諸王為惡悖逆者，以類為編，直敘其事。”告誡諸王要恪敬守禮、體恤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