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可以根據記載試想當時的情景，時任首輔的沈一貫大人寫道：“今（議論朝政）則通衢鬧市唱詞說書之輩，公然編成套數，抵掌劇談，略無顧忌。所言皆朝廷種種失政，人無不樂聽者，啟奸雄之心，開叛逆之路。”明朝所謂的“市民文化”很發達，但是大多也是以影射、反諷等方法批評時事（比如大家都熟知的《西遊記》），到了萬曆怠政的巔峰時代，譏諷朝政卻已經是街頭巷尾、老少鹹宜了，在那樣一個封建保守的朝代，如此“民主自由”蔚然成風，貌似不是什麽正常的好現象。士大夫階層氣急敗壞地往嚴絲合縫的紫禁城塞奏疏，苦口婆心地告訴萬曆你的國家如何民變、兵變，一片殘破，這位皇帝卻隻是從容地與滿案文牘相顧無言，熟視無睹，這出奇的鎮定也是著實令人佩服。
這就是傳說中如假包換的“淡定帝”吧！？我真訝異萬曆的耐性，他怎麽這麽有韌勁！無數大臣痛心疾首地呼喚大明集團的朱翊鈞總裁“尊重一下你的職業！”，萬曆基本上萬事麵癱——這裏我們之所以用了一個“基本”，是因為有個人還是扇起了萬曆巨大的怒火，這一感人的舉動讓本來默默無聞的他一下子青史留名，我們必須要來講講這個人的神奇操作，他就是大理寺左評事，雒於仁。
那是在萬曆十七年（公元1589年），正好是國本之爭吵得天翻地覆、萬曆開始消極應戰的核心時期，這個勇敢剛直的官員雒於仁向皇帝上了本奏折，就萬曆大人拒絕上班的事件發表看法，這本來沒什麽特別的，自清算張居正以後，言官們奏疏的畫風就完全偏向了“萬曆很討厭”的風格。可雒於仁同誌的奏折還是在老套路中出了特別之彩，這特別就特別在內容極其大膽、用詞極其犀利、打擊極其精準，直逼萬曆命門，一改眾人常規的欲抑先揚、措辭謹慎的文風。這千載難逢的奏疏喚作“酒色財氣疏”，給常年病病懨懨的皇帝開了一張一針見血的病例分析，隻見雒於仁大人寫道：“皇上之恙，病在酒色財氣者也，夫縱酒則傷腸，好色則耗精，貪財則喪誌，尚氣則損肝……四者之病纏繞於心，係累其身，聖恙何時而可也！”。雒大人給萬曆的“病”直接定性為“酒色財氣”四大源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