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蕙：
你來信命我談談對人生“逆境”所持的態度，這就迫使我不得不回顧自己匆匆活到四十七歲的半截人生。結果，我竟沒把握判斷，自己是否真的遭遇過什麽所謂人生的“逆境”？
我曾不止一次被請到大學去，對大學生談“人生”，仿佛我是一位相當有資格大談此命題的作家。而我總是一再地推脫，聲明我的人生至今為止，實在是平淡得很，平常得很，既無浪漫，也無苦難，更無任何傳奇色彩。對方卻往往會說，你經曆過“三年困難時期”，經曆過“文革”，經曆過“上山下鄉”，怎可說沒什麽談的呢？其實這是幾乎整整一代人的大致相同的人生經曆。個體的我，擺放在總體中看，真是絲毫也不足為奇的。
比如我小的時候家裏很窮，從懂事起至下鄉為止，沒穿過幾次新衣服。小學六年，年年是“免費生”。初中三年，每個學期都享受二級“助學金”。初三了，自尊心很強了，卻常從收破爛的鄰居的破爛筐裏翻找鞋穿，哪怕顏色不同，樣式不同，都是左腳鞋或都是右腳鞋，在買不起鞋穿的無奈情況下，也就隻好胡亂穿了去上學……有時我自己回想起來，以為便是“逆境”了。後來我推翻了自己的以為，因在當年，我周圍皆是一片貧困。
倘說貧困毫無疑問是一種人生“逆境”，那麽我倒可以大言不慚地說，我對貧困，自小便有一種積極主動的、努力使自己和家人在貧困之中也盡量生活得好一點兒的本能。我小學五六年級就開始粉刷房屋了。初中的我，已不但是一個出色的粉刷工，而且是一個很棒的泥瓦匠了。爐子、火牆、火炕，都是我率領著弟弟們每年拆了砌，砌了拆，越砌越好。沒有磚，就推著小車到建築工地去撿碎磚。我家住的，在“大躍進”年代由臨時女工們幾天內突擊蓋起來的房子，幸虧有我當年從裏到外地一年多次地維修，才一年年仍可住下去。我家幾乎每年粉刷一次，甚至兩次，而且要噴出花兒或圖案，你知道一種水紋式的牆圍圖案如何產生嗎？說來簡單——將石灰漿兌好了顏色，再將一條抹布擰成麻花狀，沾了灰漿往牆上依序列滾動，那是我當年的發明。每次，雙手被灰漿所燒，幾個月後方能褪盡皮。在哈爾濱那一條當年極髒的小街上，在我們那個大雜院裏，我家門上，卻常貼著“衛生紅旗”。每年春節，同院兒的大人孩子，都羨慕我家屋子粉刷得那麽白，有那麽不可思議的圖案。那不是歡樂是什麽呢？不是幸福感又是什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