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時的駢文，形式不是固定的，是在變化發展過程中的，所以尚有雅麗自然的趣致。到唐代時，政府以詩賦取士，朝廷章奏也用駢體，於是駢文就定型化了。在聲律上，對仗上，都有一定的規則，用典故的地方特別多，所以唐宋以後的駢文，比得上六朝文的很少。在唐代，最可注意的是陸宣公（贄）的奏議，用駢偶的舊形式，寫政事的新內容，而能夠詳盡暢達，不露駢偶的痕跡，如他代德宗寫的《罪己詔》，有“長於深宮之中，暗於經國之務……天譴於上，而朕不悟，民怨於下，而朕不知”等句，頗真摯感人，而流暢如散文。宋代駢文開始有“四六”的名稱，北宋的作家就是歐陽修和蘇軾那兩位古文家，南宋則有駢文專家汪藻、王安中、周必大、綦宗禮、洪邁父子等，詩人陸遊、楊萬裏，理學名臣真德秀也會做駢文。汪彥章（藻）為隆祐太後作《告天下詔》，有“曆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釁，而敷天同左袒之心”及“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等名句。一般人認為，宋四六的特點是散文化，而且議論多，長聯多，典故多。因為當時博學鴻詞科考試四六，有“以一聯之工，擅終身之官爵”者，所以作者很多。明代不大盛行普通的駢文，但考試用的“八股文”也是駢文的一支派。清代除八股之外，一般駢文也有很多作者。胡天遊、洪亮吉、汪中是清中葉三大家。此外有陳維崧、毛奇齡、袁枚、吳錫麒（著《有正味齋駢文》）、孔廣森、紀昀、阮元、劉開、王闓運（著《湘綺樓文集》，曾用庾子山原韻作《哀江南賦》，寫太平天國事，酷肖六朝人作，一般人稱為假古董）、張之洞（著《廣雅堂駢文》，模仿宋四六）等。民國以來，官紳應酬，還是以用駢文為客氣，如黎元洪秘書饒漢祥，常作四六電報。清嘉慶時，陳球用駢文寫小說《燕山外史》，全書三萬餘字，是古今最長的駢文。凡作駢文，必研究《昭明文選》，這種研究稱為“選學”。做駢文必多用辭藻，多記典故，那些專家平日讀書必搜集材料，如胡天遊死後，人家發現他床後有材料十竹簍。這表示著駢文成了文字的遊戲，和“燈謎”“酒令”“詩鍾”一樣。清代文人對於各種文字遊戲，本來都有許多優美成績。“詩鍾”及“對聯”是和駢文特別有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