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學術，以周秦諸子時代最為發達，當時諸子百家，各有專長，不相抄襲。自漢代表彰六經，儒家定於一尊，諸子之學衰落，而經學成為唯一的學術。兩千年來，除解釋經書外無學問。但到了清朝，似乎從解經之中有開辟一條新路的趨勢。過去漢儒解經，注重字句的解釋和製度的考證，但宋儒反對漢儒的方法，主張依經義而修養心性。清初學者黃梨洲、顧亭林、王船山等因宋明諸儒無補於時艱，於是起而批評宋明心性之學的流弊，提倡經世致用的實學。然而他們所謂實學，仍然以通經致用為中心，因此即便是非常留心當世之務的顧亭林，也不敢稍為懈怠他的經學研究，並由經學而奠立了清代考證學的初基。顏習齋（元）、李恕穀（塨）繼起，提倡實踐，反對空言，無論性理考據，都在排擊之列，但由於他們要實行三代政治，最後也不得不歸於考古。其後戴東原（震）出來，一方麵以新理學姿態批評宋明思想，另一方麵繼承顧亭林的考證學而加以發展。同時惠定宇（棟）亦標榜漢學。惠、戴以後，繼起有人，考證學派於是占了學術界的支配地位。但正統的考證學派繼承東漢經師為學而學的精神，埋頭研究，不談現實政治，到道光、鹹豐以後，內憂外患交逼而來，不容許士大夫脫離現實，於是正統漢學又逐漸衰落了。代之而興的有繼承西漢學者經世致用精神的公羊學派。公羊學派中的康（有為）、梁（啟超），最後亦不嚴格地遵守西漢經說，而直接以己意解釋孔孟，以作維新運動的根據，清代思想如再進一步，就有解脫孔孟束縛的可能。本來正統派中著名的學者如王念孫、王引之、俞樾、孫詒讓以及最後的章炳麟，都是對孔孟以外的諸子有精深研究的，他們開始的時候隻是“以子證經”，拿子學做經學的工具，其結果便使擱置了幾千年的諸子學說也為之昌明，又，康梁派之譚嗣同，更主張“衝決一切網羅”（見《仁學》）。這種發展的趨勢，非至推倒孔孟偶像不止，是顯然的。因此梁啟超曾說清代很像是中國的文藝複興時代，但是有一個問題，歐洲的文藝複興，是研究希臘羅馬的古學，解放中世紀的思想鐐銬，其結果引起了近代科學的勃興；中國的文藝複興，是闡揚周秦時代的古學，解放秦漢以來儒家思想的束縛，其結果應當也引起科學的發達，可是我國的科學為什麽沒有發達起來呢？這是清代社會經濟發展的停滯及反動政治的妨害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