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所謂史評，包括三種著作：（一）如劉知幾的《史通》及章學誠的《文史通義》是評論作史方法的，可說是史學方法論；（二）如王船山的《宋論》《讀通鑒論》是評論史事的，就是借史事的討論來表現他對於時事的意見，這可說是史論；（三）如王鳴盛的《十七史商榷》，趙翼（甌北）的《廿二史劄記》，錢大昕的《廿二史考異》等書，以考證史書記載的異同，論述各時代史實的特征為主要內容，這種可說是史的考證學。
史論雖然可以幫助我們了解那些評論對象的內容，但這一點無關緊要，還不如把它當作研究作者思想的資料。史的考證學對於史實的了解及史書的閱讀都給予了實際的幫助，是我們讀史的重要參考書。至於史學方法論著作，是關於史的本身的討論，是我國固有的科學之一部門，而且是社會科學裏麵的一個重要部門，雖然還沒有多大的發展，那僅有的幾冊書也值得閱讀。
劉知幾是唐朝的史官，根據他的專門研究及工作經驗，著《史通》一書，詳論作史方法，分內外篇四十餘篇，有獨到的見解與銳利的批評。內篇開始的兩篇，《六家》及《二體》，分析唐以前史書有六種體例，即尚書家、春秋家、左傳家、國語家、史記家、漢書家，而其中隻《左傳》及《漢書》兩體才可以為作史的標準。他所說的六家，正代表著記言、記事、編年、國別、通古紀傳、斷代紀傳的六體。他所選擇的就是編年與斷代紀傳兩體。《春秋》雖然也按年月次序，但內容太簡單，好像大事年表一樣，所以不能算作標準的編年體。《史記》《漢書》雖然同是紀傳，但《史記》是通史，對秦以前史實敘述又不甚詳明，同時他所根據的經、子、史的古書，也多流傳於世，因此劉知幾認為它不完備、欠條理，且和別的書重複，不如斷代為史的《漢書》好。劉知幾提倡斷代史而攻擊通史，自現代史家看來，是顯然錯誤的。但曆朝官修史書，自以斷代為最方便，因為它能夠寫得詳細完備而不至於重複，這或者是劉氏從史官立場而得出的結論。劉知幾又主張記載事實的真相，不大讚同因褒貶而歪曲事實的春秋筆法。他有疑古的精神，對《論語》《孟子》及諸子書都認為有些不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