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學受外來影響而產生，對傳統的曆史觀念有重要的改變。這可以拿梁啟超的《中國曆史研究法》作代表。新史家認為：（一）過去史書是寫給帝王或貴族等少數人看的，現在則應以全民為讀者對象；（二）過去史書是為死人作的，如帝王紀傳，私家墓誌家傳等都是頌揚死人功德，現在則應為生人而作；（三）過去垂訓的史法，使記錄失真，現在應以客觀記述為主；（四）史的範圍應以收縮為擴張。過去史外無學，什麽天文呀，曆法呀，官製呀，典禮呀，刑法呀……通通包括在史書裏麵，後來分途發展，那些部門已成了獨立學科，曆史範圍自應縮小。例如“二十四史”中的《天文誌》，從《漢書》一直到《明史》，老是記載那些星座躔度，其實這都是天文學範圍的事，史書不應容納的。史書所應記載的是我國的天文學史，如何時發現中星，何時發明置閏，何時發明歲差，以及關於恒星、行星的辨別，蓋天、渾天的爭論等，這就是天文史，是史書所應記載的。這樣，一方麵曆史書既把各科學術還給那些學術本身，另一方麵卻須把每種學術以及我民族一切文化業績的發展過程分門別類地講出來，所以是收縮也是擴張；（五）他們還覺得過去的史書，無論是編年體、紀傳體、紀事本末體，都不免是片段的記載，或缺乏縱的聯係，或缺乏橫的聯係，我們現在則須注意緊密聯係的著述；（六）過去史家缺乏進步觀念，我們現在作史，則須有此觀念；（七）過去偏重人名、地名的記載，偏重政治或驚人事變，現在則須注重一般的敘述。
梁氏書還有補編，專敘人物傳記及文物專史的做法。梁著的缺點在於他還沒有認清曆史變化的客觀規律，有時偏向於英雄造時勢的觀點，且有過分重視政治作用之處，其於垂訓借鑒的舊套，也未能完全免除。但梁氏治史方法確是科學的，他這部著作是新史學的開路者。此外，蔡尚思的《中國曆史新研究法》（中華書局）頗能提出更新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