製科在唐朝，名義上是極為隆重的。但因其非常行之典，所以對於社會的影響，不如鄉貢的深刻。自宋以後，大抵用以拔取鄉貢以外的人才，但所取者，亦不過長於辭章，或學問較博之士（設科本意，雖非如此，然事實上不過如此，看《宋史·選舉誌》可知）。清聖祖康熙十八年、高宗乾隆元年，曾兩次舉行博學鴻詞科，其意還不過如此。德宗光緒二十五年，詔開經濟特科，時值變法維新之際，頗有登用人才之意。政變以後，朝廷無複此意，直到二十九年，才就所舉的人，加以考試，不過敷衍了事而已。
科舉在從前，實在是一種文官考試。所試的科目，理應切於做官之用。然而曆代所試，都不是如此的。這真是一件極奇怪的事。要明白此弊之由來，則非略知曆史上此製度的發展不可。
古代的用人，本來隻求有做官的知識技能（此知識兩字，指循例辦公的知識言，等於後世的幕友胥吏，不該括廣泛的知識），別無所謂學問的。後來社會進化了，知道政治上的措置，必須通知原理，並非循例辦事而已足。於是學問開始影響政治，講學問的人，亦即摻入政治界中。秦朝的禁“以古非今”，隻許學習“當代法令”“欲學法令，以吏為師”，是和此趨勢相反的。漢朝的任用儒生，則順此趨勢而行。這自然是一種進步。但既知此，則宜令做官的人兼通學問，不應將做官的人與學問之士，分為兩途，同時並用。然漢朝卻始終如此。隻要看當時的議論，總是以儒生、文吏並舉，便可知道。
《續漢書·百官誌》注引應劭《漢官儀》，載後漢光武帝的詔書，說“丞相故事，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誌節清白。（二）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曰明達法令，足以決疑，能案章覆問，文中禦史。（四）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決，才任三輔令。”第一種是德行，第四種是才能，都是無從以文字考試的。第二種即係儒生，第三種即係文吏。左雄考試之法，所試的亦係這兩科。以後學者的議論，如《抱樸子》的《審舉篇》，極力主張考試製度，亦說律令可用試經之法試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