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正書，亦作真書，其名係對行草而立。草書的初起，其作用，當同於後來的行書，是供起草之用的。《史記·屈原列傳》說：楚懷王使原造憲令，草槁未上，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所謂草槁，就是現在所謂起草。草槁是隻求自己認得，不給別人看的，其字，自然可以寫得將就些。這是大家都這樣做的，本不能算創造一種字體，自更說不上是誰所創造。到後來，寫的人，不求其疾速，而務求其美觀。於是草書的字體，和真書相去漸遠。馴致隻認得真書的人，不能認得草書。於是草書距實用亦漸遠。然自張芝以前，總還是一個一個字分開的。到張芝出，乃“或以上字之下，為下字之上”，其字竟至不可認識了。後人稱一個一個字分開的為章草，張芝所創的為狂草。
五、狂草固不可用，即章草亦嫌其去正書稍遠。（甲）學的人，幾乎在正書之外，又要認識若幹草字。（乙）偶然將草稿給人家看，不識草字的人，亦將無從看起（事務繁忙之後，給人家看的東西，未必一定能謄真的）。草書至此，乃全不適於實用。然起草之事，是決不能沒有的。於是另有一種字，起而承其乏，此即所謂行書。行書之名，因“正書如立，行書如行”而起。其寫法亦有兩種：（子）寫正書的人，把它寫得潦草些，是為真行。（醜）寫草書的人，把它寫得凝重些，是為行草（見張懷瓘《書議》）。從實用上說，字是不能沒有真草兩種，而亦不能多於真草兩種的。因為看要求其清楚，寫要求其捷速；若多於真草兩種，那又是浪費了（孟森說）。中國字現在書寫之所以繁難，是由於都寫真書。所以要都寫正書，則由於草書無一定的體式。草書所以無一定的體式，則因字體的變遷，都因美術而起。美術是求其多變化的，所以字體愈寫愈紛歧。這是因向來講究寫字的人，多數是有閑階級；而但求應用的人，則根本無暇講究寫字之故。這亦是社會狀況所規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