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社會學發明以來，才知道風俗的薄惡，全由於社會組織的不良，和文明進步毫無關係。我們若能把社會組織徹底改良，則文明進步，就隻有增加人類的福利了。這是社會學指示給我們前途最大的光明。而社會學之所以能發明，則和現代各地方蠻人風俗的被重視，以及史前史的發現，有極大的關係。因此，我們才知道社會的組織，可以有多種。目前的組織，隻是特種事實所造成，並非天經地義，必不可變。變的前途，實有無限的可能。變的方法，我們所知道的，亦與前人迥異了。
以上論中國學術思想轉變的大概，以下再略論中國的文學和史學。
文學的發達，韻文必先於散文，中國古代，亦係如此。現存的先秦古書，都分明包含著兩種文字：一種是辭句整齊而有韻的。一種則參差不齊，和我們的口語一樣。前者是韻文，後者是散文。散文的發達，大約在東周之世，至西漢而達於極點。散文發達了，我們的意思，才能夠盡量傾吐（因為到這時候，文字和語言，才真正一致），所以是文學的一個大進步。
西漢末年，作文章的，漸漸求其美化。其所謂美是：（一）句多偶麗；（二）不用過長過短之句；（三）用字務求其足以引起美感。其結果，逐漸成漢魏體的駢文。漢魏體的駢文，隻是字句修飾些，聲調嘽緩些，和散文相去，還不甚遠。以後一直向這趨勢發達，至齊梁時代，遂浮靡而不能達意了。
此時供實用之文，別稱為“筆”。然筆不過參用俗字俗語，用字眼、用典故，不及文來得多；其語調還和當時的文相近，與口語不合，還是不適於用。積重之勢，已非大改革不可。
改革有三條路可走：（一）徑用口語。這在昔日文字為上中流社會所專有的時代，是不行的。（二）以古文為法。如蘇綽的擬《大誥》。這還是不能達意。隻有第（三）條路，用古文的義法（即文字尚未浮靡時的語法），以運用今人的言語，是成功的。唐朝從韓、柳以後，才漸漸地走上這條路。散文雖興，駢文仍自有其用，駢散自此遂分途。宋朝為散文發達的時代。其時的駢文，亦自成一格。謂之“宋四六”。氣韻生動，論者稱為“駢文中的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