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得上文所說三件事，然後可講法理學的幾個根本觀念。中國的法理學雖到前三世紀方才發達，但他的根本觀念來源很早。今分述於下：
第一，無為主義。中國的政治學說，自古代到近世，幾乎沒有一家能逃得出老子的無為主義。孔子是極力稱讚“無為而治”的，後來的儒家多受了孔子“恭己正南麵”的話的影響（宋以後更是如此），無論是說“正名”“仁政’、“王道”“正心誠意”，都隻是要歸到“無為而治”的理想的目的。平常所說的“道家”一派，更不用說了。法家中如慎到一派便是受了老子一係的無為主義的影響；如《屍子》，如《管子》中《禁藏》《白心》諸篇，如《韓非子》中《揚榷》《主道》諸篇，便是受了老子、孔子兩係的無為主義的影響。宋朝王安石批評老子的無為主義，說老子“知無之為車用，無之為天下用，然不知其所以為用也。故無之所以為車用者，以有轂輻也；無之所以為天下用者，以有禮樂刑政也。如其廢轂輻於車，廢禮樂刑政於天下，而坐求其無之為用也，則亦近於愚矣”（王安石《老子論》）。這段話很有道理。法家雖信“無為”的好處，但他們以為必須先有“法”；然後可以無為。如《管子·白心篇》說：“名正法備，則聖人無事。”又如《屍子》說：“正名去偽，事成若化。……正名覆實，不罰而威。”這都是說有了“法”便可做到“法立而不用，刑設而不行”（用《管子·禁藏篇》語）的無為之治了。
第二，正名主義。上章論尹文的法理學時，已說過名與法的關係（參看上章）。尹文的大旨是要“善有善名，惡有惡名”，使人一見善名便生愛做的心，一見惡名便生痛惡的心。“法”的功用隻是要“定此名分”，使“萬事皆歸於一，百度皆準於法”。這可見儒家的正名主義乃是法家哲學的一個根本觀念。我且再引《屍子》幾條作參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