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周圍，托爾斯泰底精神革命並沒博得多少同情；它使他的家庭非常難堪。
好久以來，托爾斯泰伯爵夫人不安地觀察著他無法克服的病症底進展。自一八七四年起，他已因為他的丈夫為了學校白費了多少精神與時間，覺得十分懊惱。
“這啟蒙讀本，這初級算術，這文法，我對之極端輕視，我不能假裝對之發生興趣。”
但當教育學研究之後繼以宗教研究的時候，情形便不同了。伯爵夫人對於托爾斯泰篤信宗教後的初期的訴述覺得非常可厭，以至托爾斯泰在提及上帝這名辭時不得不請求寬恕：
“當我說出上帝這名辭時，你不要生氣，如你有時會因之生氣那樣；我不能避免，因為他是我思想底基礎。”[734]
無疑的，伯爵夫人是被感動了；他努力想隱藏他的煩躁的心情；但他不了解；他隻是不安地注意著他的丈夫：
“他的眼睛非常奇特，老是固定著。他幾乎不開口了。他似乎不是這個世界上的人。”[735]
他想他是病了：
“據雷翁自己說他永遠在工作。可憐！他隻寫著若幹庸俗不足道的宗教論辯。他閱覽書籍，他冥想不已，以至使自己頭痛，而這一切不過是為要表明教會與福音書主義底不一致。這個問題在全俄羅斯至多不過有十餘人會對之發生興趣而已。但這是無法可想的。我隻希望一點：這一切快快地過去，如一場疾病一般。”[736]
疾病並不減輕。夫婦間的局勢愈來愈變得難堪了。他們相愛，他們有相互的敬意；但他們不能互相了解。他們勉力，作相互的讓步，但這相互的讓步慣會變成相互的痛苦。托爾斯泰勉強跟隨著他的家族到莫斯科。他在《日記》中寫道：
“生平最困苦的一月。僑居於莫斯科。大家都安置好了。可是他們什麽時候開始生活呢？這一切，並非為生活，而是因為別人都是這樣做！可憐的人！……”[7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