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我們用抹布擦拭潮濕的機翼，擠出一丁點露水到杯底，其中混合了油漆和汙油。看起來很惡心，可是我們還是把它喝了下去。在沒有更好的選擇時，這樣我們至少潤濕了一下嘴唇。甘泉饗宴結束，普雷沃對我說：
“幸好還有手槍。”
我忽然覺得自己凶了起來，我帶著深刻的敵意轉身麵向他。在這種時候，沒有什麽比無意義的自憐自艾更令我憤恨。我極度需要能夠認為一切都可以很簡單。出生可以很簡單，長大可以很簡單，渴死一樣可以很簡單。
我用眼角觀察普雷沃，他要是再開口說蠢話，我不惜揍他幾拳。可是普雷沃是用非常平靜的態度向我說那句話。先前他跟我聊過衛生的事；現在他提到這個問題時，那樣子仿佛是在說：“我們應該把手洗幹淨。”我們的想法終究還是一致的。昨天，當我的目光瞄到那皮套，其實相同的想法也在我心中掠過。那時我的思緒是合情合理的，而且不帶哀傷。人隻有在社會情境中才會真正感到哀傷，因為我們無力使需要我們照顧的人安心而感到哀傷。手槍本身並不讓人哀傷。
依然沒有人來找我們，或者該說，他們想必是往別處找去了。或許他們在阿拉伯半島找。我們要到隔天才終於聽到飛機聲，在我們已經決定拋棄我們的飛機以後。飛機就那麽一次出現在遙遠的天邊，我們對它也隻能感到一股漠然。我們隻是兩個小黑點，跟無數小黑點一起混在遼闊沙漠中，我們無法奢望有人會注意到我們。任何人認為我在苦難煎熬中可能產生的思緒都不會是真確的；我並沒有遭受苦難的煎熬，我隻覺得救難人員似乎是在另一個象限中執行任務。
要在三千公裏範圍中搜尋一架掉進沙漠而且沒有留下任何信息的飛機，少說也要兩個星期；而且他們如果展開搜尋，範圍很可能是在的黎波裏塔尼亞到波斯之間。然而，今天我還是為自己保留了這個渺茫的機會，因為沒有任何其他機會。但我改變了策略，我決定一個人出發探索。普雷沃留在原地準備篝火，在有人出現時點燃信號，隻不過一直沒有人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