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對第三帝國的了解，是從閱讀威廉·夏伊勒的《第三帝國的興亡》一書開始的。從20世紀80年代起，華東師範大學曆史係的同僚們承擔了國家重點社科項目“第二次世界大戰起源研究”，鄭寅達負責承擔德國部分的研究工作。二次大戰起源中的德國，就是納粹德國，或者說第三帝國。以後，鄭寅達又參加了兩個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曆史研究所牽頭的關於法西斯問題研究的國家重點社科項目。在研究的過程中，我們逐漸感覺到《第三帝國的興亡》的局限性。該書對納粹德國的毀約擴軍、對外擴張的敘述比較深入，但是相比之下，對納粹德國的內部改造，尤其涉及體製機製性改造的內容，卻比較薄弱。想來也能理解。該書的副標題盡管叫“納粹德國史”，但是其主標題是第三帝國的興亡史。作為興亡史，希特勒的崛起，納粹德國的強盛、擴張和覆滅，自然是全書的中心內容。更何況，該書的成書年代較早，作者辛勤寫作的時候，正是史學界“正統學派”占據絕對統治地位的年代。然而，該書作為第三帝國史的開山之作，其貢獻是絕對不能抹殺的。
我們在研究第三帝國的過程中，一直比較關注其改造和運行的內在邏輯。納粹分子如何看待魏瑪民主體製，他們最不能容忍的是什麽？納粹頭目們的主張是什麽？他們的總體主張是什麽，在各個領域內的具體主張又是什麽？這些主張是否得到推行，怎樣被推行？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撰寫《法西斯體製研究》一書時，這些關注就得到了體現。不過由於全書的篇幅限製，更主要的，是研究人員的精力有限，因此，在作為法西斯體製研究的開山之作中，隻能涉及政治、經濟、文化等比較重大的領域。從《法西斯體製研究》定稿到這本《第三帝國史》開始寫作，兩者之間隔了一段時間，這使我們獲得了喘息之機，可以深入到第三帝國其他領域進行探索。這就為這本書的寫成提供了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