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7年是永曆改元的第一年，呈現在朱由榔麵前的圖景是非常黯淡的，清兵步步進逼，險象畢露；南明方麵雖然還有幾個老臣如瞿式耜、何騰蛟、堵胤錫勉強支撐著殘山剩水，也不過苟延殘喘而已。
永曆二年（1648）的元旦，朱由榔在桂林行宮裏接受了臣工的朝賀。參加慶典的官員寥寥可數，更增添了冷落的氣氛。朱由榔下詔給占據四川各地的軍閥封爵，如趙榮貴為定隨侯，王祥為榮昌侯，袁韜為定西侯，楊展為廣元伯，李占春為綦江伯，於大海為武隆伯，侯天錫為永寧伯，武大定為犁庭侯，其他兵力較少的軍閥如三譚（譚文、譚弘、譚詣）之流也授以掛印將軍的官銜[1]。采取這個舉動，不過是把實際上控製不了的四川各鎮在名義上加以籠絡，借以掩蓋由於湖南全省淪入清方之手造成的人心離散局麵。正月下旬，清軍由湖南攻入廣西，連克靈川、興安。南安侯郝永忠見桂林危急，催促永曆帝趕快南遷。三月初十日，朱由榔逃到南寧時，跟隨的臣子不過大學士嚴起恒、吳貞毓、王化澄、蕭琦等七人而已[2]。盡管在瞿式耜組織下挫敗了進犯桂林的清軍，暫時穩定了局勢，但是永曆朝廷所能控製的廣西一省防禦力量的薄弱也暴露無遺了。
在前途渺茫的境況下，忽然“於無聲處聽驚雷”，喜訊接二連三傳來，給永曆朝廷帶來了無限的欣慰，看來中興有望了。這就是1648年（順治五年、永曆二年）正月二十七日金聲桓、王得仁在江西南昌反正歸明；三月十七日李成棟在廣州反清；十二月初三日薑瓖在山西大同反正。這三個事件都可以說是震驚全國的大變，事變的發生不是偶然的。金聲桓、李成棟、薑瓖等人都是明朝的總兵，投降清朝以後憑借手中實力為滿洲貴族平定地方立下了汗馬功勞。可是在清廷重滿輕漢、重遼東舊人輕入關後歸附人員的歧視政策下，他們不僅功高無賞、升官無望，而且受到清廷的猜疑和文官的壓製，大有動輒獲咎之慨。何況在投靠清朝的三年左右時間裏，他們多少摸清了滿洲貴族的實力並不像清朝統治者自己吹得那麽神；各地漢族紳民反清的運動和思潮也使他們不能無動於衷。“蓄之既久，其發必速”，他們先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揭起了反清複明的旗幟，割辮複製，在很短的時間裏就造成全國形勢風雲突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