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山東等地的反清鬥爭
曆來講南明史的人大抵都把視線集中於江南，很少甚至完全不涉及黃河流域的反清複明的運動。自然，南明的幾個朝廷都是在南方建立的，相對而言明、清對峙的局麵在南方表現得最明顯；但是，北方漢族官民的反清鬥爭是不容忽視的，這種鬥爭不僅牽製了清廷兵力，延長了南明政權存在的時間，而且在某些情況下（比如薑瓖等的反清複明）對清廷的威脅更大。人們常有一種錯覺，以為清兵入關以後，推行民族征服、民族壓迫政策在南方遇到頑強的抵抗，而在北方除了一些所謂的“土賊”和“兵變”外，統治相當穩固，沒有出現多大的社會動**。實際情況並不這樣簡單。分析一下1644年夏季以後的全國形勢，應當說黃河流域和南方各省確實存在差別。隨著以崇禎帝自盡為標誌的明王朝覆亡，黃河流域的漢族官紳一度受到大順政權的沉重打擊，不少人把滿洲貴族建立的清廷看成維護自身利益的新靠山；而江南官紳並沒有親身經曆這場大變革，他們考慮的重點是維護自己的安樂窩。然而，江淮以北的遼闊地區同樣存在尖銳的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清廷標榜的“代明剿賊”“吊民伐罪”以及對漢族官紳的某些籠絡政策隻收到部分效果，既不能代表廣大貧苦農民的意向，也不能說所有北方漢族官紳都心悅誠服地歸順清朝。在大順政權統治的短暫時期裏，農民們如釋重負，揚眉吐氣，由衷地擁護實行免賦政策的大順政權。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在甲申夏季，原先到處“土賊蜂起”的山西、河北、山東、河南等地一度出現了“太平景象”。可惜好景不長，清軍入關後，公開宣布維護當地官紳的既得利益，同時恢複征糧征賦，新舊官紳有恃無恐地大搞反攻倒算，各地自發性的武裝反抗烽火連天，數量之多、規模之大甚至超過了明末崇禎時期。另一方麵，漢族官紳慌不擇主地投靠清廷，為時不久就發現滿洲貴族推行的民族歧視政策，如剃發改製、重滿輕漢、重遼東舊人輕新附漢人，自己的尊嚴和利益受到不同程度的損害。華北地區的漢族官紳在政治態度上隨之發生分化。一部分官紳忍氣吞聲乞憐於清廷；另一部分官紳在1645年（順治二年）六月以後眼看滿洲貴族征服者的驕焰日益顯露，由依附清廷轉變為公開或秘密反清。著名的例子如上文提到的淩；降清任青州道參與鎮壓趙應元起義的韓昭宣，後來跑回山西同虞胤等人組織抗清；濮州鄉官葉廷秀在1644年（順治元年）八月向清山東巡撫方大猷呈請速派援兵鎮壓“土寇馬應試”，以“救民水火”[1]，大約在1647年他卻同江蘇沛縣著名文人閻爾梅參加山東榆園軍共同抗清，“欲假為綠林、新市之資，以圖南陽（指東漢光武帝）之業也”，最後被清軍捕獲，就義於東昌府（府治聊城）[2]。此外，如弘光朝東平侯劉澤清降清後雖官封“一品世職”，也不甘寂寞，策劃在北京和山東曹州同時並起，推翻清廷（詳見下述）。至於山西、陝西等地漢族文官武將降清後又重新參加反清複明運動的人更是為數眾多。明末大學士惠士揚、李建泰名重一時，降順降清，似乎不顧名節，最後卻都以激烈反清遇害。事實說明，民族矛盾的激化並不限於南方。由於北方紳民的反清運動比較分散，南明方麵的史籍又很少記載（這在相當程度上反映了南明朝廷當權人士的胸無全局，滿足於偏安一隅），下麵隻能在為數眾多的反清鬥爭中選出一些有代表性的事例敘述，以窺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