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明帝國的分崩離析
公元1644年，在中國幹支紀年中為甲申年。這一年的曆史上充滿了風雲突變、波濤迭起的重大事件，階級搏鬥和民族征戰都達到**，又攪和在一起，在中華大地上演出了一幕幕可歌可泣、驚心動魄的場麵。拿紀年來說，在明朝是崇禎十七年，清朝是順治元年，大順政權是永昌元年。三種紀年代表著三個互相敵對的政權，從此開始了逐鹿中原的鬥爭。
甲申三月十九日，大順軍攻克北京，明朝崇禎皇帝朱由檢自縊身死，當天大順皇帝李自成進入北京，標誌著明朝的覆亡。在短短的兩三個月裏，大順政權憑借兵威和深得民心，迅速地接管了整個黃河流域和部分長江流域的大片疆土，統治區包括了現在的陝西、寧夏、甘肅、青海、山西、河南、河北、北京、天津、山東全境以及湖北、江蘇、安徽的部分地方。山海關外的明朝軍隊在平西伯吳三桂、遼東巡撫黎玉田的帶領下撤入關內，並且同山海關總兵高第一道投降了大順政權；清廷乘機派鄭親王濟爾哈朗等收取了關外地區，這樣就形成了大順政權同清政權隔關相峙的局麵。以崇禎帝為首的明中央朝廷葬身於農民起義的烈火中，並不意味著明朝統治的全麵結束。當時，明朝殘餘勢力盤踞的地方還很大。除了張獻忠領導的大西軍正處於進軍四川途中以外，江淮以南的半壁江山仍然在明朝委任的各級官員統治之下，他們自居正統，繼續奉行崇禎年號，從這個意義上說，南明的曆史是從北廷的覆滅開始的，至於立君繼統則是擁明勢力內部的事。換句話說，曆來的史籍把弘光朝廷的建立作為南明史的開端並不完全準確。
南明史事示意全圖
綜觀甲申三月至四月中旬的全國形勢，可以做以下的概括：大順政權和大西軍是農民起義中形成的新興勢力，他們同明帝國一樣是以漢族為主體的；區別是明朝殘餘勢力控製的地區內繼續維護著官紳地主的封建統治，而大順軍和大西軍的領導人雖然已經有明顯的蛻化傾向，但尚未達到質變的程度，他們實行的政策基本上仍然是打擊官紳地主、保護農民利益。1644年春天和夏初，大順軍所向無敵，占領了包括北京在內的整個黃河流域，這一廣袤地區的百姓欣喜若狂。連官紳地主除了極少數死心塌地效忠朱明王朝，絕大多數都認為明朝氣數已盡，轉而寄希望於大順政權。長期以來，人們受“成則為王，敗則為寇”的傳統觀念影響，以為官紳地主與大順政權一直勢不兩立，這是不完全正確的。事實上自從1643年十月明陝西三邊總督孫傳庭部主力被大順軍殲滅以後，明朝官紳眼見大勢已去，政治態度發生了根本的轉變。他們當中的絕大多數人把明亡順興看成是曆史上常見的改朝換代，為了自身利益紛紛歸附以李自成為首的大順政權。盡管其中有的人爭先投靠，希冀躋身於新興的大順朝定鼎功臣之列；有的人雖心懷疑懼，但為形勢所迫而隨大溜。總之，在大順軍被清軍擊敗以前，漢族官紳中的大批文官武將都以投靠大順政權為唯一出路，而不可能設想去投靠偏處遼東的一個語言、風俗都有很大差異的滿洲貴族為主體的清政權。顧炎武《日知錄》中有一段話很值得注意：“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1]在漢族官紳看來，大順政權取代明朝隻是“易姓改號”，朱明王朝的掙紮圖存是宗室、皇親國戚、世襲勳臣之類“肉食者”的事，同一般官紳士民沒有多大關係；而滿洲貴族的入主中原則是“被發左衽”（剃頭改製），“亡天下”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都應當奮起反抗。這就是甲申之春漢族軍民官紳的心理狀態。正因如此，大順軍在短短三個月時間裏就占領了包括京師在內的整個黃河流域，除了在寧武和保定兩地稍遇抵抗以外（在保定城裏“代帝親征”的大學士李建泰也是主張投降的），到處是一派望風歸附的景象。如史料所載，“晉民倡亂者皆傳賊不殺不**，所過不征稅，於是引領西望”[2]；京師百姓也“幸災樂禍，俱言李公子至貧人給銀五兩，往往如望歲焉”[3]。崇禎末年曾在朝廷任職的熊開元記，“癸未（1643）、甲申（1644）間，臣待罪圜扉，聞都人望賊如望歲，不啻三百矛刺心而血欲灑而無從也”[4]。大順軍占領北京時，不僅“百姓歡迎”[5]，明朝廷在京的兩三千名官員自盡的隻有二十人，其他“衣冠介胄，叛降如雲”[6]。國子監生陳方策塘報中說：“我之文武諸僚及士庶人，恬於降附者，謂賊為王者之師，且旦晚一統也。”[7]史可法在奏疏中痛心疾首地說：“在北諸臣死節者寥寥，在南諸臣討賊者寥寥，此千古以來所未有之恥也！”[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