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誠
1957年9月，我考入北京師範大學曆史係，學習比較努力，從圖書館借閱的書籍既雜且多，就是不愛記筆記，考試時兩門主課往往得3分，還挨過批評。自己心裏不服，下個學期硬背一通，考了兩個5分。我並不覺得高興，隻是證明要拿個5分不難，真正多讀點書才有點實際知識。1958年起掀起了“大躍進”運動，勞動多，政治活動多，上課徒具形式。1959年暑假，我們班為了勤工儉學，承擔了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現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整理清代乾隆朝一部分檔案的任務，地點就在我校工會俱樂部，檔案用汽車拉來，由檔案部的黃先生指導我們進行分類，然後按時間順序包裹。我們整理的是乾隆後期的檔案，其中有大量乾嘉白蓮教起義的材料和四川、貴州、湖南三省交界地區的苗民起義的材料。大約一個多月基本完成了這項工作，同學們又去“密雲鋼鐵公社”勞動，我剛到工地才住一天就接到通知讓我回校進行科研，在國慶以前完成，向黨獻禮。我趕回學校，心想要在一個月之內完成一個項目，比較可行的是向明清檔案部借閱全部苗民起義的檔案，再參考《苗防備覽》和相關的地方誌，夜以繼日地全力以赴，力爭按期完成；當時還有患肺結核已愈正療養的兩位同學王君、張光華幫著謄清。那時年輕力壯，幹勁十足，腦筋也好使，一個月時間就完成了一本七萬字的《乾嘉年間苗民起義史稿》，如期在“十一”前夕把謄清稿交到係裏獻禮。國慶成果展覽之後，這部稿子就無影無蹤了。當時“政治覺悟”高，沒有什麽“私心雜念”，連改寫得很亂的草稿在任務完成後也當成廢紙扔了。這就是我第一次“著書立說”的經過。多年以後每想起來總覺得是件憾事，史稿內引用了大量當時無人閱過的第一手材料——原始檔案，參考的書雖然不多，畢竟經過自己的一番排比研究，文字表達也頗費功夫，即便不能出版使更多的人看到，自己留著做個紀念和參考也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