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博
（法國巴黎索邦大學文學博士，主要從事20世紀法國文學研究）
確認生命中的荒誕感絕不可能是一個終點，而恰恰是一個開始。[1]——加繆
出版於1942年的《局外人》，早已是當之無愧的二十世紀文學經典，論其讀者之多、譯本之眾在世界範圍內均屈指可數，其文學和文化影響力早已超越了一時、一國、一語。而在中國，早在1961年便有孟安先生的譯本問世並小範圍傳播，並經過八九十年代柳鳴九先生與郭宏安先生的再次譯介在漢語世界廣泛流傳，其小說意涵在中文讀者中引發了持續性的廣泛探討，更成為了現代小說的經典範例。
在《局外人》中，加繆塑造了一個典範性的現代人形象：默爾索。這位把“我怎麽都行”掛在嘴邊的小說主人公，對一切社會規範都顯得無動於衷、置身事外，同時又以一種近乎魔鬼般冷峻的目光靜觀世人，甚至在自己的審判大會上也仿若一名看客，卻又在諸多隱秘的瞬間表露著對世界的親和，沉浸於其生活的當下性之中。這部簡短的小說，總計不過兩部十一節，卻在極其精簡的筆墨之間隱下無窮伏筆，使得對於《局外人》的解讀呈現出近乎無窮的豐富性。1957年，當加繆回顧自己的創作生涯時他說道：“當我開始創作時我曾有過一個明確的計劃，我想首先表現否定性（這個字眼有時用來指涉荒誕）。以三種形式，小說的——《局外人》、戲劇的——《卡裏古拉》和《誤會》、思想性的——《西西弗斯神話》。如果我對此從未有所經曆，那麽我根本無法將其談及；我沒有任何想象……我知道人們不能在否定性中生活，而我早已在《西西弗斯神話》的序言中對這一點作出了宣告；我依然是用三種形式對肯定性（反抗）作出了預示，小說的——《鼠疫》、戲劇的——《戒嚴》和《正義者》、思想性的——《反抗者》。我已經隱約瞥見第三個層次，圍繞著‘愛’的主題。這是我正在構思中的計劃。”類似的提法在加繆的筆記與言論中反複出現，我們有理由相信它並非簡單的事後追認。《局外人》作為加繆“荒誕係列”中的核心作品，是其日後龐大創作構架的基石和起點，也是我們理解加繆思想演變的關鍵。下麵，我們將借助加繆的諸多筆記與散文以及《局外人》本身的線索，對這部作品進行細讀與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