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兩周就是弗朗西斯·肯尼迪總統的就職典禮了，大衛·賈特尼開始變得坐立不安。他想要逃離加利福尼亞那永不黯淡的陽光，那無處不在的友好話語，那融融月光下溫暖的海灘。他覺得自己似乎快要在整個社會宛如棕色糖漿一樣甜膩的氛圍中淹死了，但他並不想回到猶他州老家，終日旁觀他父母的幸福生活。
艾琳已經搬來和他住在一起，她希望這樣可以省下租房子的錢，然後就能去印度和一位宗教大師學習。她的一幫朋友把各自的積蓄拿出來，包租了一架飛機，她也想加入他們，並且帶上自己的兒子坎貝爾。
當她把計劃告訴大衛的時候，他大吃一驚。她並沒有問他自己是否可以搬到他的住處，而隻是理所當然地通知他，自己有權這麽做，而這項權力的基礎在於他們現在每周約會三次，看電影然後**。她就是告訴他自己的做法，就好像他是個哥們，是她的那些加州朋友圈中的一員——他們經常搬到彼此家裏，住上一個星期甚至更長時間。她搬過來，並不是為了日後結婚進行提前試婚準備，而隻是有共同信仰的同伴間很隨意的做法而已。她並沒有意識到自己硬生生給大衛帶來了不少負擔，因為一個女人和孩子成為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他的生活將一片混亂。
而最讓大衛震驚的是艾琳準備帶著他幼小的兒子一起去印度。艾琳是那種絕對自信的女人，覺得自己到什麽樣的地方都能打拚出一片天地，她還相信命運之神不會虧待自己。大衛完全想象得出，那個小小的孩子和數千個病怏怏的貧民一起睡在加爾各答大街上的情景。曾經有一次在氣頭上，他對她說過，他實在不能理解竟然有宗教吸引的是幾億個生活在世界上最為貧困破敗地區的人，而且還有別的人來信仰這種宗教。她的回答是，現實的生活並不重要，來生的一切才是對人的回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