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大謀略家是善於抓住熱點事件“舉一反三”“隔山打牛”的。司馬昭在這一場壽春之役中也是另有深意的。
首先，他以“壽春之役”為契機，對司馬氏集團能否徹底掌控魏國朝野做了一次大規模的試驗。他挾天子、太後兩宮親征出行，還一同帶走了尚書台、中書省等樞要部門，這便是完全抽掉了後方擁曹派人士借機作亂的政治“底牌”。以此而論，他自是不會落於當年曹爽兄弟拜謁高平陵而致留守無人的窘境。同時，他亦檢測到：在長達近九個月的遠征壽春之過程中，魏廷上下安若磐石，居然沒有爆發一起反馬惡性事件。司馬昭應該滿意了：這說明司馬氏集團對魏室的掌控確實是強而有力的，已經達到了“無懈可擊”的水準。
其次，他借號令四方共討壽春之機，用以及時觀測各地將官對司馬氏的忠誠度，並相應地予以任免賞罰。例如，在他的征戰動員令發出之後，泰山太守常時稱疾不出，將軍李廣臨敵不進，顯然對司馬氏懷有二心。司馬昭也毫不含糊，“並斬之以徇”，拿他倆的人頭來開刀祭旗。
而曾為曹爽府中司馬官的名將、荊州刺史魯芝（其時已歸附司馬氏），卻表現得十分積極。《晉書·魯芝列傳》記載：
諸葛誕以壽春叛，文帝（指司馬昭）奉魏帝出征，征兵四方，（魯）芝率荊州文武以為先驅。
司馬昭對此看在眼裏，自然會對他投桃報李。後來，壽春之亂平定之後，司馬昭公然將魯芝“進爵武進亭侯，又增邑九百戶”。他賞罰分明、獎懲到位，使司馬氏集團組織內部實現了最大程度的淨化。
最後，司馬昭利用壽春之役作為一個“活”的競技平台，讓部下諸將同台“比武”，各展所長，各盡所能。而他則中立於外，從戰爭中分辨人才，從戰爭中考驗人才，從戰爭中鍛煉人才，從戰爭中發掘人才。他自己也由此做到對各位將官、謀士的長短優劣了然於胸，今後使用起來也能“才職相符、名實不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