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李煜打發日子的方法，也跟從善差不多。
他的煩惱來自兩方麵，一是國事，二是家務。家務比國事更難分撥。從善夫人越來越不可理喻了，經常入宮大吵大鬧。李煜唯有望影遠避，推給嘉敏去應付。這是一大苦事，軟勸苦磨，想什麽辦法都不中用，唯有等從善夫人哭夠了，鬧倦了，才能無事。當然，嘉敏受夠了氣，少不得向李煜發作，到頭來等於還是不曾擺脫從善夫人的麻煩。
國事是大臣之間，傾軋不已，很難找到和衷共濟的現象。最使他頭疼的是，潘佑越來越無禮，他連上六道奏疏，指摘時政，語氣的偏激傲慢，遠超乎直言極諫的地步。
上到第七道奏疏，李煜卻真是忍不住了。他將那一道奏疏發交入值澄心堂的近臣閱看，特別在其中的一段話上，加了“紅勒帛”，表示不滿。
這段話曆數滿朝大臣的缺失，獨獨保薦李平，說他的才具“勝臣十倍，堪判度支”，竟是薦李平掌理舉國的財政。
徐遊、徐遼兄弟及張洎等人，都將潘佑恨之入骨，一直在俟機而動。如今李煜已有表示，正是時機已到。徐氏兄弟主張打鐵趁熱，及時建議，準如潘佑所請，“放歸田廬”。趁此逐出金陵，去了一個厭物，豈不太妙？
張洎不以為然——他是包藏著禍心，覺得罷潘佑的官，還是太便宜了他，像這樣放言高論、目空一切的“清流”，就該報投“濁流”。隻是這番心事，不便明言，反倒說徐氏兄弟的建議，稍嫌過分，恐怕另有人為潘佑不平，引起意外的枝節。不如讓他退出機要之地，專盡文學之才，比較適宜。
徐氏兄弟接受了他的看法，約齊了一起去見李煜，提出共同的建議。李煜深以為然，實時親書手諭：“潘佑諸職悉罷，專修國史。”
這是張洎的欲擒故縱的陰謀。他明知潘佑絕不會就此緘默，而李煜則還未有殺潘佑的決心，所以布置這樣一著讓雙方逼進一步的險棋，以造成短兵相接，非見死活不可的緊張局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