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和浦東的對話
社會主義的商品經濟是不是也有個“原始積累”的過程?
改革開放之初，大家對外部世界眼花繚亂，而我們在工作中又缺乏經驗，廣東一些人采用不正當的手段發了財，按我的說法是當過“流氓”。上海能不能避免這種“由流氓到紳士”的發展道路?
一味追求純而又純的東西，往往會走入死胡同。
上海的“浦東熱”和廣東的失落感
王誌綱（以下簡稱王）：從去年下半年到現在，整個廣東及香港這一帶，對上海浦東的開發、開放十分關注。
陳毛弟（新華社記者，以下簡稱陳）:我也有同感。
王:而這種關注帶有強烈的失落感在裏頭。他們好像以為20世紀90年代以後，中央的整個開放部署已經開始東移，而作為80年代獨占改革開放鼇頭的廣東將被上海所取代。這使得廣東人在心理上產生了失衡。你在上海，覺得上海人對這個問題怎麽看？
陳：首先，無論是上海的政府官員，還是普通老百姓，他們並沒有意識到90年代中央開發、開放浦東是要取代廣東；而是覺得，廣東在開放中的率先崛起是國家在20世紀80年代賦予她的任務，90年代開放浦東也同樣是國家賦予她的曆史命令。這兩者並不矛盾，也不存在對峙的問題。廣東仍可以按既定的目標去發展，而上海也應有選擇地吸取廣東開放中的經驗。但可以肯定的是，上海開發浦東與廣東在思路上、策略上有所不同。
王：1987年12月，我到珠江三角洲采訪，當時剛好國內提出“國際大循環”的思路，全國各地紛紛到廣東取經，時任上海市市長的江澤民率領一支上海曆史上最大的代表團到達廣東。
陳：確切地說是在1988年初。
王：令我感到最費猜測的是，當時上海浦東的開發是“隻聽樓梯響，不見人下來”，而到了1989年底、1990年春，浦東的開發、開放緊鑼密鼓，一下子變得炙手可熱。這裏麵是不是有兩種原因：其一是海外有人猜測的，開發浦東是否與江澤民到中央工作有直接關係；其二，中央是否清楚地意識到，90年代如果對外開放的重心仍傾斜在廣東的話，可能使整個中國經濟的發展受到局限，所以下決心把上海推向對外開放的第一線，於是，天時、地利、人和促成了浦東的開放。這個分析，你以為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