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在你先後拍了五部電視片，在電視界正處於巔峰之時，為何以《南方的河》停止了拍片生涯，而同時又以一篇對話體長文——《最後的江流》作為結束，有什麽原因？
王：1994年廣州市領導找我拍廣州的題材，一見麵一拍即合。第一，我這一階段正在搞電視；第二，我正好想借機會對廣州亦即是嶺南文化有個說法。因為憑著我的直覺感到，廣東在改革開放中的超常角色已經結束,由我來做一個總結，畫一個句號，非常具有挑戰性，也是命運的一種安排和垂青。
廣東從近代史上看，一直扮演著梅花的角色、報春花的角色，是新觀念、新思潮的發源地。一花引來萬花開時，它就“零落成泥碾作塵，隻有香如故”。曆史上康、梁變法以及孫中山北伐都是如此。拍《南方的河》這部片子，使我們有充分的機會來梳理、來求索、來論證、來破解這個曆史過程。
當時，我帶著劇組大河上下、長城內外到處跑，終於找到了答案，也證明我的判斷是對的。與此同時，我心裏產生出一種悲哀：當我每次想超越自己時，都無異於“自掘墳墓”，要埋葬我的昨天。片子拍完後，那篇對話——《最後的江流》，反映了我這種心態。珠江經過廣東、經過沸騰的珠江三角洲，一旦流入南海，它就融合在海洋中了。廣東一旦像雄雞報曉、報春花盛開，它的曆史使命也就結束了，廣東曾是全中國的超級亮點，現在聚光燈已轉向別處，那麽，立足廣東寫中國的契機和支點不存在了，我作為一名記者的使命也就結束了，因為我不想當區域性的記者。我之所以把廣東作為我的一個碼頭、一個驛站而不是家園，是因為我可以站在這裏寫中國，圓我的宏觀夢。當這個支點不存在時，我隻有兩種選擇，要麽北上，去尋找新的宏觀點，要麽自我放逐。北上是行不通的，中國的新聞在20世紀不可能有大的作為，新聞上風雲際會的盛況暫時是看不到的。基於這一分析，最後我選擇了一條走出體製外、自我放逐之路。新聞既然不需要“中國走勢”了，也就不需要王誌綱了，所以我畫上了一個句號——“最後的江流”。原版作者後記行成於思王誌綱中國走勢思考錄原版作者後記